黄宾虹收藏之富，在画家中是出名的。他的收藏以书画、古印为主，兼及青铜器、玉器、瓷器等。陈叔通在1958年编的《歙县黄宾虹书画集》,简介中，称黄“富收藏，尤富玺印”。显然，黄宾虹的古印收藏是受到公认的。
据现有资料，黄宾虹购藏古印，上限可以定在1885年，这一年他二十二岁，购人一方“年计君玺”。次年，黄宾虹在父亲安排下，问业于西溪汪仲伊。《歙县志》载：“汪宗沂，字仲伊，号搜庐，西溪人，……光绪庚辰成进士，……曾主讲安庆敬敷、芜湖中江、本郡紫阳各书院。”汪仲伊于国学所不窥，又精通音律、兵术，他的人品、学识与爱国思想，对黄宾虹有很大影响。尤为凑巧的是，汪仲伊正是前面提到的飞鸿堂藏印的继承者。因为这层关系，黄宾虹“得汪切庵所藏汉印”但估计数量不会太多。
黄宾虹的藏印，多半还是得于市肆。约1891年左右，他开始大量搜购古印。据说有一次，在年底，黄宾虹外出收钱，看见小摊上有一套古印，就将收来准备过年的钱，统统买了古印。1911年，他购人一方朱文鸟篆刻黄金玺，为古谱录从未有的奇品，“为之狂喜不置”。他还得到了“孙况印”，孙况即荀子荀况，又“为之狂喜，拟以‘宝荀’名楼。次年他发表《荀楼画谈序》“荀楼”即源此。1919年购得“季信君玺”，银质。古玺印中，“君玺”少见，故珍爱异常。据诸德彝《金石学录续补》记述，至1920年，黄宾虹收藏古玺、官私印已达二千余钮。
黄宾虹收藏的古印，以先秦古玺为主。我们如果把此事和他的青铜器收藏以及他最擅长的金文集联书法联系起来，似乎可以感受到黄宾虹对先秦时代的深深眷恋。他说：三代古鉨，称即玺古字，为近三十年中所发明，传世亦稍多，以其文皆为籀文奇字，胜汉印远胜。
很明显，黄宾虹收藏古玺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古玺兼具文物和古文字研究的价值；二是它体积小，便于收藏。
辛亥以后，黄宾虹于古玺愈收愈精，购入不少珍品。可惜树大招风，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那是在1922年5月18日晚，上海宝山路黄宾虹的邻家起火，突有匪徒闯入行劫，事后清点损失古印38钮。黄的弟子石谷风先生后来回忆道：“当时上海有位给哈同收买古文物的邹适庐，为了立‘四王玺斋’斋号(黄宾虹藏有一方“右醌騦王玺”——作者注)，想强买先生的藏品。先生复信拒绝说：‘我蓄物是为求知，非比市货交易’。未久，五月十八日晚，—居邻忽告回禄，突有匪人闯入行劫，事后检查，损失以古玺为多。’这桩劫案不了之，黄宾虹十分不快，一时情绪低落。时日久了，才慢慢淡忘。
黄宾虹为这许多集古印谱几乎一一撰序，着重宣讲古印的沿革、劫用及价值，为篆刻艺术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王福庵在《宾虹草堂玺印释文序》中说：“先生工绘事，尤嗜古玺印成癖，数十年来蓖集綦富，旋失旋得，老而不倦。手编《宾虹草堂藏古玺印》初、二、三集、《集古玺印存》、《竹北移古印存》等印谱行世。……先生尝谓以古玺印与卜辞、金文、古匋、木简相印证，更明籀篆嬗变之迹、经籍移写之源。
黄宾虹谈论古代印章艺术，着墨不多，却常有精辟之论。他说：模范熔铸，辄或千百，重在铢两，不在文字也。印则出令示信，常佩于尊者之身，或凿或刻或铸，使人辨别，非精美不可，故文字之可宝，当在鼎彝之上。 “部曲”、“军侯”、“刘胜”、“任贺”，累累数十，如出一范。
印谱传世，互相承袭。周秦玺文，最称奇诡。……西夏殊文、唐朱九叠、宋元玉押、文何印章，非不精工，过伤雕琢，宏古朴茂，实有不逮。
黄苗子先生曾将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的绘画用笔比较后认为，如果说赵得力于魏碑、吴得力于石鼓的话，那么，黄宾虹则得力于钟鼎及汉印。这是切中肯綮的评价。世人皆言黄宾虹山水意境高古，殊不知其高古的审美旨趣来自于对上古器物的研究。苍茫浑朴的三代之气，竟慢慢渗透进黄宾虹的心中腕上，乃至成为推动其山水画风发展的因素之一。这样的结果，或许是黄宾虹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吧。
1948年夏，黄宾虹应国立杭州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之聘，由北平经上海至杭州，随身携带的仅两件物品；一捆约数十幅古画，和一袋近千方古印。可见黄宾虹视之珍若生命，须臾不可离身。然而在他逝世前，又嘱咐家属将所遗作品及所藏文物书籍近万件全部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古印893方和古印拓片800件，体现了一代艺坛宗师热爱人民热爱艺术的崇高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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