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拙野荒蛮的本初意义
在印章史上、特别是先秦时代的印章制作,聊以记名、标识的简易需要和使用者的低等社会地位,往往使拙野荒蛮的表现成为一大批作品的主流样式,从而尽显篆刻开辟之初与人性发蒙之初的紧密连接性。这些作品包括部分的上古陶文、上古玺印、砖印、陶印等等。
如果仅就技法表现而言,上古的这些书法遗存、印章遗存并不能被称为合格的艺术作品:过于粗陋、过于放纵、过于随便、过于夹生等等弊病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于这些作品之中,比之我们归入高古简逸一路的印章似乎更不“靠谱”,更不合乎规矩。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此类作品往往又是最值得拍案惊奇的:那些出乎意料之外的造型处理、章法构成等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之外。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惊绝使我们在现有的篆刻史之外看到了另一种篆刻。换句话说,篆刻之拙野荒蛮的表现不仅仅在于给我们今天的篆刻提供一个师法的参照,更在于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完全不同的世界,是我们通过篆刻发现另一个自我的崭新之路,亦是篆刻史得以更新的一个出口。
齐白石篆刻作品
至此,有必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不甚符合要求的远古“作品”能焕发出如此大的艺术想象。我们的回答是:直接。《老子》说: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在印章由文人之手化为篆刻之前,中国艺术的最核心问题就是技与道的平衡问题。所谓在形式上作足文章,它所潜藏的另一个平衡力是在境界上作足文章,即所谓的技进乎道,由道返技。但是,篆刻的雕虫性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许许多多技法美学趣味每每遮蔽了我们的视野,古人的“脚汗气”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终极。这在文人篆刻之初始阶段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各种篆刻技法日益成熟的今天,我们却发现耽于此种趣味之捕捉者往往是“低头扪虱,不暇见天”—那个本该是终极的“道”不是离我们更近了,而是渐行渐远,直至消失。篆刻并不是一些技术性的手段、技法及其美学趣味的集合,技术只是一个必要的桥梁,停留在技术的桥梁上,只能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所以,重新审视印章史,使其回归到最本初的“铭刻”的起点,将有利于我们发现被已有的篆刻史的“有色眼镜”所遮掩的东西,发现历史背后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真相。
齐白石篆刻作品
篆刻做为一种艺术已不可能在回到远古的往昔,但在面对以拙野荒蛮的上古遗存时,我们不得不追问:篆刻是否存在着最低的技术限度?或者讲,在技术问题的解决上,我们达到怎样的高度就可以弃置不顾?又有哪些技术有可能成为我们某类风格表现的累赘?回答是:篆刻只是“划道道”,仅此而已。在“划道道”的过程中由于人们不断地向其中投入各种各样的“佐料”,时间长了,我们“吃到”的只是“佐料”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断投放“佐料”的过程迷惑了我们的心智,忘却了我们从事这门艺术的最根本目的。所谓“文明的压抑”—一部文人篆刻史在其丰厚累积的同时也在给后人制造障碍,它不仅消磨掉我们的胆识,亦在根本上置换了我们本初的自然心理,人成为被文明异化的人,篆刻成为必须合乎篆刻史的篆刻。
邓散木篆刻作品
好在感动依然存在,我们尚未彻底丧失的基本感受力。而分析这种感动的成分构成,亦非完全是感性的,其中亦不乏我们现代人“文明之眼”的理性与远古创造的重合之处,即寻求这种渊源的支持亦可从形式层面找到切入的门径,比如西方现代艺术对于原始艺术的借鉴,那种回归到最基本的声和色中重新观看艺术的方式、方法,已经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了。但是由感受力到创造力的过渡路途漫漫,所以,拙野荒蛮的提取必是一个艰难的披沙见金的过程,亦是一个重新观看我们今天篆刻的转换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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