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一整套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金石制作也不在少数。除南北诸山刻石外，还有度量衡器所刻诏书等。印章，因无纪年，不能断定它的绝对年代。旧时学者把传世的朱文小玺定为秦印，或称为“秦【左“钅”，右“尔”】(玺)”。徽、浙两派篆刻家直到近代赵之谦、黄士陵等的印谱中，常见“仿秦印”“仿秦玺”的作品(图1－4)。实际这批小玺都是战国或战国以前印，决非秦印。秦代制度，只限皇帝称玺，臣下一律称印，“秦玺”的名称更不妥当。前辈能看到的古代文物不如我们多，这是时代的局限性。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就必须把它搞清楚，不能以误传误(朱简《《印品》、《印经》称这批小玺是“先秦印”、“三代印”，已有相当识力)。
现在就我们所知道的秦印，分官印、私印两方面来谈。
先谈私印。考古发掘中发现战国墓、汉墓很多，但难得有秦墓。秦统一中国时期只有短短十五年，秦墓少见也是意想中事。何况秦代下葬的人，生活的年代主要在战国晚期。私印制度，秦统一后未闻有明确的规定，当时人行用的自然都还是战国晚期那种型式。1975年发掘的江陵凤凰山七十号墓，听说是秦墓，墓中出土“泠贤”两印，一玉一铜，都是白文有边栏的 (图5－6)，大家认为这是秦私印的典型了。后据考定，此墓还是属于先秦昭襄王时代，仍是战国时代。这种白文有边栏的私印，从战国晚期沿用到西汉初期，那是可以大体肯定的。
再谈官印。金石著录家对传世有边栏有界格的一批白文印，认为是秦印，这一看法基本正确。
理由是：
一、就字体看，秦统一中国后，把过去通行在各国的各种不同的字体做过一番整理统一工作，统一以后的文字名曰“小篆”。传世小篆字体以泰山等几处刻石为代表。民间通用度量衡器所刻诏书，也是小篆结构，但笔画方折，是从篆入隶的过渡字体，世称“秦隶”。这批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字体与以上两者极为近似。秦书八体，“五日摹印”，便是这一体。把秦代摹印篆与战国以前各国文字特别是各国玺文相比较，差别很大，一望便可分辨。
二、就形制看，秦代官印已有一定的制度，不象战国时代的官印大小相差悬殊，式样变化很多，地方色彩相当浓厚。其次，战国时代白文玺，绝大多数有边栏，有些已经有界格，秦印由战国印发展而来，仍旧保留边栏，多用界格，也是很自然的。三、作为秦印最重要的证据，是这批有边栏有界格的白文印中间，曾几次发现过“邦”字。《十钟山房印举》有两个“邦侯”印，皆白文，长方形，日字界格(图7)。《宾虹草堂玺印释文》有“邦司马印”(图8)。《陆庵【上3个“子”，下“日”】古录》有“邦尉之印”，皆白文，正方形，田字界格。汉代避刘邦讳，用“国”字代替“邦”字。这三个官职，肯定属于秦代，不是汉代。
历史上艳称的所谓“秦受命玺”，后世也称为“传国玺”，那是不足信的。据说玉出蓝田山，李斯篆文，王孙寿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作“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八摹录三种传本，皆大型，约有10公分见方(图9)，他自己也说：“疑以传疑”。玺文固然全不可靠，“传国玺”的名称也是后世才有。真正秦代皇帝的六玺之一的印痕，《封泥考略》卷一有陈介祺所藏“皇帝信玺”封泥，玺方2.6公分，白文，有田字界格，字体形制完全与时代符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所奉必是全套的玺和符，这颗玺便是其中之一。但有人不相信，那一定是惑于“受命玺”旧说的缘故。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
这说明汉初官职基本上沿袭秦代旧制。印章，自然也一仍其旧，不会有大改变。那一套有边栏、有界格用摹印篆的白文官印，创始于秦代，沿用到西汉初期。今天论秦印，事实上必须连带到西汉初期印，因为这两者是很难划分的。
传世有边栏的与既有边栏又有界格的白文私印，有方形，有长方形，有圆形，数量也不少，金石学者统称为“周秦印”。我们用冷贤两印作标准，认为这批印确有一部分是秦印，也有一部分是战国印与西汉初期印。
至于明代沈周旧藏“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九字盘螭钮玉印，字体是小篆，无边栏(图10)，文彭定为“秦九字玺”，顾氏《集古印谱》以此冠首。此印可能是汉代最高统治阶级的专用佩印，也不是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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