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听评书，看戏剧，对官印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崇敬，因为一方小小的印章代表的无上的权力。成年以后，当年入学、转户口、办粮食关系，还需要开介绍信，“有关单位”不盖章什么都办不了，更是切身感受到了印章的威力。
官印始于何时，史界仍无定论，最早发现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古董家董浚在其《邺中片羽》中著录了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三颗铜质印玺（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面对这一惊人的考古发现，当时一些著名大学者，如于省吾、饶宗颐、容庚等，都认为这三枚“古玺”为商代之物，都曾力图破译其文。然而这三枚古玺出土情况不详，实在蹊跷，不知其原来存在的地层。且后来安阳殷墟多次科学考古挖掘，却再也没有出土类似的古玺印了，无旁证可引，更显其珍贵。
徐畅先生《商玺考证》一文，在总结前贤之说的基础上，以三枚铜玺的铭纹与大量类似纹饰的商代青铜、乐器、兵器、食具作对照，又结合甲骨文、金文等，破解其印文，同时还考证其性质、具体时期、使用者身份等，确认这是商代古玺。
虽没有见过实物，但细看照片，古朴非常，显然与秦以后的印章大有不同，必属上古之物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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