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小站品鉴,黄士陵刻,十六金符斋,朱文印原石品赏

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穆甫、穆父,号倦叟,别号黟山人、黟山病叟、倦叟、倦游窠主等,斋名蜗篆居、延清芬室等,安徽黟县人,晚清书画篆刻大家,“黟山派”宗师,与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并称印坛“晚清四大家”。

图:黄士陵像

“十六金符斋”朱文印为黄士陵的经典名印。该印尺寸2.2*2.5*5cm,寿山芙蓉冻石,是黄士陵为吴大徵所刻的斋馆印。

金符,是古代帝王授予臣属的信物,比如领兵统帅的铜虎符、金符牌等等,是稀罕之物。吴大澂既是朝廷权臣,又是金石学家,对这类物件青睐有加,着力收藏。史料记载,吴大澂搜罗的金符多达十六个,遂命其斋室名为“十六金符斋”。

之所以选择这方印作为黄士陵的代表作来品赏,一是因为该印确是黄氏的经典作品;二是此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并常年在橱窗公开展示,近水楼台先得月,石安常去上海博物馆印章馆赏印,幸能在此名印前留连——为了写这篇文章,石安还特地又跑了一趟上博,在该印前伫立近赏良久,神游思接大师。

图:黄士陵所刻朱文印“十六金符斋”

篆法

黄士陵和赵之谦相似,都是“印外求印”的忠实践行者。观黄士陵的印作篆法,主要植根于汉印基础,尤其两汉金文,进而上溯先秦乃至商周时期的钟鼎彜器、镜铭碑刻等古文字,凭其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底施以变化,其篆法既得古玺神韵,又能推陈出新,多变且得奇趣,形成自家面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黄自己在印作边款上时有提及其所用文字的来历和篆法取源,总的来说,他的篆法是基于汉缪印文字形基础上融入金文的神,或者说即使其外形可能是汉缪印的,但神质却是金文的——这种巧妙的融合和黄“性之所好”及在金文等古文字学领域的深厚修养密不可分。研究黄士陵的从艺经历可知,他的金石学主要是在北京国子监从学和广州书院编修时期,遍览精研大量三代古文和秦汉吉金文物有关(比如自购《朱博残碑》,从吴大徵、王懿荣游等),因此打下坚实的学问基础。

这方“十六金符斋”印为例,体字显然取自金文体,其线条承袭了吉金文字的外在特征,比如线条的方笔、圆笔及尖笔的运用(线条末端的尖笔更是多现于金文而非石刻文字)。

在这方印中,黄士陵把这些线条类型都有机地揉合在一起:“金、斋”的方笔、“十、六、斋”的圆笔、“符”的尖笔,线条既得劲逸之趣又具浑厚之质,各种线条形式和谐共处,并无突兀之感。此外,“六、符”的曲线处理,“金、符、斋”的斜线处理等等,和直线条一起穿插应用,这些都是刻者基于对金文深厚理解和变通基础上处理的,显示了黄士陵在篆法处理上的高明之处。

这种平中见奇,稚中有巧,平常中求变化是黄士陵的篆法特点,也是其印乍看平常实则品味无穷的重要原因——这个特质甚至构成了黄士陵有别于时代的重要特征,在品赏黄士陵印作时尤其值得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谈黄士陵的印时,往往会把线条光洁作为显要特征来讲。其实在黄的印作中,也有一类并不以光洁显于外为能事的精彩之作,这方“十六金符斋”印就是其中之一:线条隐光洁之形貌,存光洁之神质,表现介于吉金和石刻之间,在某种程度可视为更接近“印从书出”的笔意表现(线条方面和赵之谦、吴让之等气质更近),给人别有韵味的审美感受。

但谈黄士陵印章篆法是绕不开“光洁挺劲”的,文人印自晚清后愈发注重“金石味”表现,这里又有“金”与“石”偏好的区分,即看其文字主要取法古代青铜(金)还是碑碣石刻(石)。大多数印家是偏“石”多一些,但黄氏开宗黟山一脉则是以“金”为主,这也是黄士陵对我国印史的重要贡献之一。

黄士陵的印章总体“金”味多些,线条光洁秀劲,这个特点在他自己的边款描述中也有大量明例——黄氏喜欢在边款中论及该印所用篆法,“秀润”“秀劲”“劲挺”“劲古”等字眼常现其中(如“翊文”边款“汉器凿款,劲挺中有一种秀润之笔。”“伯翏”边款“仿秦诏版之秀劲者,乞伯翏张太守正。黄士陵”等等),可见其志趣所在。

章法

黄士陵的刻印风格是“篆凡数十纸,而奏刀立就”,典型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型印家。这类印家在刻印上的精力分配往往是“篆七分刻三分”,当我们品赏他们的印作时,会更有看头——黄士陵的印章在章法上往往有独到巧思,如其篆法,常于平正中见奇崛,反常中应印理,性淡而味醇,谋篇布局如武林中之太极高手,貌若平常内蕴不凡,令人幡然拍案。

比如这方印,左密右疏、大疏大密的布局构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右边“十、六”两字笔画本来就比较少,还独占了右半边; “金、符、斋”三字每个单字笔画多(其中“金”和“斋”字做了笔画简化处理),只分得半壁江山——通常这样的章法设计易犯轻重失衡之忌,往往为印家所避免,但黄士陵却偏用此法,“明知山有虎,偏向此山行”,可谓大胆独造。

在这样的构架基础上,“十、六”两字笔画加粗,“十”字上细下粗,“六”字上部取圆势且下方两竖上窄下宽,顿增右边印形稳势,加以“金、符、斋”三字的笔画细劲,形成奇崛中得平衡的效果,这样处理后整个印章便化险为夷,柳暗花明,又能别开生面,成为险中取胜的成功之作。

图: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十六金符斋”印

此外,这方印在章法上还有更多值得品读之处,比如疏密对比、穿插挪让和线条变化,特别是一些细微之处的处理更见其独到功力。如“金、符、斋”的直线和斜线的穿插运用,“六、符、斋”的曲线处理等等。这是黄氏章法所擅长之处:平直线条掺入斜笔以破板滞(斜笔在黄氏印章中的大量应用也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使印章变得灵动活泼,生气盎然,并巧妙地增加了印面文字的装饰性效果和视觉美感——看似寻常最奇崛,在平正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籍由独具匠心的章法处理,可知黄士陵深悟奇正相生之道。

刀法

黄士陵的刀法有着明显的特征,即薄刃冲刀披削,行刀爽利,这是其线条“光洁挺劲”重要成因——在研读大量印章拍卖图册的黄氏原石印章,以及网上高清的黄氏印章原石图时,通过线条可清楚看到黄是如何冲刀披削的——一蹴而就,少有复刀修补之迹,其朱文印的线条刀口往往较为齐整,大体呈45角左右。有心者可仔细察赏。

图:黄士陵“无地不乐到处皆愁”印运刀效果示意图

论及刀法渊源,石安以为黄士陵用刀取径吴让之、赵之谦颇多(在“十六金符斋”这类印中更能显见其痕),都是以冲为主冲切结合的用刀高手,都能使刀如笔,运刀时流转自然,刀传笔意方面都达到心手相应的境界。黄士陵在运刀方面可以说和他们一脉相承,技艺不遑多让,只是外在表现和刀笔趣味有所差异——相较而言,黄士陵更注重“金”味表现。

近代印家沙孟海认为,黄士陵远宗邓氏(石如),近法吴(让之)、赵(之谦),寻其气息。石安以为然。

“十六金符斋”是一方能够充分展现黄士陵用刀之妙的佳作,看该印的线条,光而不滑,洁而有涩,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在刻此印时运刀的老辣之处,做到了心手相追、游刃有余、巧拙互现。我私以为真正的篆刻大家的运刀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相比黄氏其他成熟的朱文印平直光洁劲健挺拔的线条表现而言,我其实更加偏好这种有些粗细变化和更具书法意味的线条(比如他的“儿女心肠英雄肝胆”“家在庐山第五峰”等印作)——因为我是“刀传笔意”的忠实拥趸之故。

边款

黄士陵的边款文字是以单刀冲刀为主的冲切结合刻法,且刻且写,受其所藏《朱博残碑》的影响,黄氏边款字体往往行刀刻就,在平直中取左斜之势,独具清逸之格。这样的边款刻法也构成了黄氏印风的一大特点,明眼人几乎可以一眼认出黄士陵的边款。

此印边款为单面单行竖式文字,内容为“清卿中丞大人钧正,黄士陵谨刻”从这边款可知,该印是黄士陵为时任广东巡抚的晚清重臣、金石学家吴大徵(字清卿)所刻。边款未具时间,但从两人交往时间来看,私以为刻制时间大抵稍后于1887年。

黄士陵与吴大徵相识于北京,其时黄士陵在北京国子监学习。光绪十三年(1887),吴大徵奉调广东巡抚,力邀黄士陵同往广州为其幕僚,并让黄帮助整理他所藏秦汉玺印2000余方以辑成印谱。从此印措辞看,应是黄为吴府幕僚期间所刻:一是语气似下属敬赠上司作品措辞(如钧正、谨刻等),二是晚清外派巡抚兼挂右都御史之衔,有中丞大人之称。

图:朱博残碑拓片

石安在所购《君匋艺术馆藏印集》一书中曾在黄士陵“俞旦印信”旁作过如下批注“边款用刀力道较为平均,且用力较轻,得秀逸之美。”

关于黄士陵印风,晚清剧作家罗瘿公有评论说:“牧甫先生篆刻力追三代吉金,秦汉玺印,间仿钱币,旁及瓦当,古茂渊懿,峭拔雄深,无法不备。或庄若对越,以方重而转奇; 或俊若跳跃,以欹斜而反正。随方变化,位置天成,气象万千,姿态横出。前有撝叔,后有缶庐,可谓印人中之绝特者也。”可为黄士陵印风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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