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昌硕同时代的黄士陵，是一位天纵其才的篆刻大家，他敢于在当时流风广被的皖、浙印风之外，直溯秦汉，融入钟鼎泉布、秦权汉瓦、镜铭碑碣之意趣，以光洁妍美的刀风，与吴昌硕乱头粗服的残损用刀分庭抗礼，形成了谨严端丽、峻峭古折的“黟山派”印风。
黄土陵初学篆刻，就曾广泛地研究各家刀法。从浙派切刀入手，转学邓石如之冲刀，再参以吴熙载之披削法，最终受赵之谦刚健挺直的白文印用刀启发，绝去花哨，洗尽铅华，以光洁劲锐、平中寓奇的独特风格，确立了自家风貌。
赵之谦治印，强强调调“息心静气乃得浑厚”，受其影响，黄士陵也将这一点奉为金科玉律。他不止一次在边款中提及赵之谦以光洁为美的审美法则，说：“仿古印以光洁胜者，唯赵拗叔为能，余未得万一。”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事实上，黄士陵印风的特色才真正称得上“以光洁胜”，而且远较赵之谦之作更为精整完善。
“国史官章”（图1）就能看出他的这种追求。此印仿汉铸印规整匀齐的大体效果，四字占地等分，挤满印面空间，线条以平直排叠为主，用刀光洁匀净，挺拔而轻灵，腕部力量轻重的控制，恰到好处，每一根线条都惟妙惟肖地显现出粗细刚柔变化，貌似呆板，却灵枢暗藏。仿佛刚刚出炉的新铸铜印，流光溢彩，妍丽非常。“器父”（图2）是一方细线朱文印，采取古玺类章法布局，以金文大人印，刀法挺劲凝练，曲直从心，可以看出作者在刻这一方印日时，必然是刀入印面后平匀缓冲，故线条光润挺洁、纤毫毕现。这与元明之际取小篆入印的园朱文印大异，园朱文印大多依据小结体之婉美对称，作阴柔委婉的圆融之美，而黄士陵此印却清刚简劲，流露出极为强烈的金属意味。
当代韩天衡说：“黄牧前（士陵）用冲刀，冲人之际，聚很、准、稳于刀端，快刀硬人，无往不利，且巧妙地一反常法，刻白文印留细微刀痕于线条之外，刻朱文印留细屑于线条之里端。”观察不可谓不细。黄士陵刀法的精微所在，也正可从这些细微处得见。他用冲刀，平推推时刀路由浅至深，过程较长，有时自线外起刀，刀尖轻轻划入石面，然后缓绥加大力量，这就使线条之外留下了一丝细微的“引刀”之痕。如“臣贡关同”（图3）、“余事作诗人”（图4）两印中，“臣”与“关”之间、“黄”与“同”之间、“余”字、“讠诗”字等多处都留有细若游丝的刀痕。乍一看，好像是作者粗心，无意中破坏了线条的完整性，但细细品味，这些轻巧的运刀痕迹，却在较为粗招的白文线条间形成了一定的锋锐之感，强化圆钝与犀利的对比效果，使用刀的朴厚与刚健能同时得以体现。况且，细微的刀痕造成了印面线条的残损，就好似若有意若无意中留下的石屑剥落之迹，使印章更富于金石气息。
黄士陵宋文印线条间用刀留下的些许碎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广雅书局”（图5）、“博研治”（图6），“雅”、“书”、“局”三字和“搏”、“斋”两字都留有细微的残损，这是由于在刻治线条转折处，川刀一冲即过，突破了线形结构，造成应该相连的两线彼此游离，好像因作者一时收刀不住，意外外失误所致。其实，这看似不到的残损，却是作作者有意在布下的一道机关，通过刀痕细入毫微的隐显，化精整为通透，救板结于虚灵，
气韵自然更为生动。向来有较多学人认为黄土陵印作唯精整是称，所一丝不荷，绝不故作剥蚀。却不知印中此类机关比比皆是，只是因他印风整体显得较为冷峻，掩了刀下无数的小动作。故要想真正领悟大家之学，就必须得多留心于细微处，如此引申触类，神明变化，才能将大家谨严与精微的高超技巧，运川用到自己的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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