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1497-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因曾任南京、北京国子监博士，故人称“文国博”。文彭敢于创新和突破，尤其体现在治印宗承上。他力挽元代印章杂芜的局面，取法秦汉，引领篆刻艺术走上纯正的轨道，并以他平和稳重的印风开创“吴门印派”，被后世尊为文人篆刻的鼻祖。究竟是何原因使文彭的篆刻艺术达到如此高度呢?笔者试从内外因两方面进行分析。
在明王朝统治的276年中，从弘治至隆庆时代的84年，是苏州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使苏州一跃成为了当时的经济活动中心。经济的繁荣发展使社会分工发生变化，促使市民阶层的出现。随着市民阶层在政治、文化思想上的转变，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意识进一步改变，从而产生了一批审美独特而又追寻纯朴自然的书画家。如果说经济的繁荣是文彭研究篆刻艺术的物质前提，那么书画的发展则是促进文彭篆刻艺术形成的契机。明代中叶，吴中书画艺术人才辈出。书法方面，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努力摆脱“台阁体”的统治，扎根传统却又大胆创新，成为明代中期书法发展的主流;绘画方面，沈周、文徵明、仇英、唐寅四家的作品多以真实的主观感受来描写山林幽境，表现自然淡雅的纯真趣味，而被称为“吴门四家”。“吴门书派”缘起最早，嘉靖、万历年间“吴门印派”才得以形成。“吴门印派”的形成时间较晚，因而吴中书派、画派蕴藉平和、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对文彭平和典雅印风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彭生于文宦世家，有着优良的家学传统，而他的父亲文徵明对当时的艺坛影响力极大。文徵明在书风上追求平和典雅、静穆醇正的品格，表现出一种高雅的文人气质和散淡的隐逸之风。文徵明亦好治印，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书画作品和藏书上找到依据。文彭少承家学，60岁之前又多居家侍奉其父，对父亲的书画审美情趣和治印思想耳濡目染。观文彭的篆刻作品，亦多古穆静雅、平和醇正之风。
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书画的高度发展与其父文徵明的影响是文彭篆刻审美方式形成的主要外在因素。下面笔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其内在因素进行探讨。
一、入仕与交游
文彭60岁之前主要是在家潜心艺事、侍奉父亲，多年的积累为他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文彭在篆刻上已颇有成就，然而他的仕途却是坎坷不断，十试不第。但他坚持不懈，直到60岁时才入试礼部，以“廷试第一”授嘉兴县学训导，后又历任顺天府学训导、北京国子监学录和南京国子监博士。文彭走上仕途后，慕名求印者越来越多。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乡友和同僚，也因为他们的索求，文彭有了更多进行篆刻创作的机会，更有利于文彭治印思想的传播和扩散。闲暇之时，文彭还常与友人们聚集在一起畅谈诗书画印，以此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在嘉兴时文彭喜为项笃寿、项元汴兄弟鉴定书画;在北京时常与顾从义、顾从礼、黎民表、欧大任、梁孜等一起交游;在南京时身边不乏许穀、陈沂、顾璘等好友。
二、传统文化修养的高度
文彭幼承家学，喜诗文书画，书法尤精篆隶，对古文字学颇有研究。因文彭精于篆书，对篆法要求极高，强调篆法纯正，主张篆法要以六书为准则。周亮工《印人传·书何主臣章》记载：“国博究心六书，主臣从之讨论，尽日夜不休，常曰：‘六书不能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以故，主臣印无一讹笔，盖得之国博居多。主臣之名成于国博。”由此可知，何震之所以能成名，一部分因素应归功于文彭研习六书的高度。文彭把对篆法的要求应用到篆刻创作中，提倡“凡习篆，《说文》为根本，能通《说文》，则写不差”(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很快得到了许多治印人的追崇，以至出现“自三桥而下，无不人人斯、籀，字字秦、汉”(朱简《印经》)的现象。
三、“师古不泥古”的创新精神
在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史上，元末至明代中叶的篆刻艺术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直至文彭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善。文彭认为唐宋官印多屈曲盘绕、板滞芜杂，秦汉印纯朴自然的格调尽失，已不能把唐宋印视为“古”，而元朝又沿袭唐宋以来的陋习。文彭意识到唐宋元印的不足，直追秦汉，从秦汉印中汲取自然、古朴、灵动、典雅的精华。但是他“师古不泥古”，自己又有着独特的治印观：“刻朱文须流利，令如春花舞风；刻白文须沉凝，令如寒山积雪。落手处要大胆，令如壮士舞剑；收拾处要小心，令如美女拈针。”(陈錬《印说》)但秦汉印是白文印居多、朱文印偏少，而前朝收集秦汉印的印谱又不多，可见到的朱文印更是寥寥无几。文彭另辟蹊径，在朱文创作上仍取法宋元，借鉴赵孟頫的小篆朱文印。如“文彭”一印以秀润补之，形成线条圆劲清雅，却又不失汉印古朴而秀润的风貌。另外，据明代沈野记载：“文国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印谈》)这一治印手段的创新可以说是文彭对汉印自然古朴风貌的追崇所致，成为后世对印边的处理可借鉴的手法之一。
四、印材的革新
周亮工《印人传·书文国博印章后》中记载，文彭治印初期是只篆不刻，由金陵人李文甫奏刀。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四筐灯光冻石，此后便不再用牙章，专刻石章。灯光冻石是一种外观透亮润泽，硬度适宜，与铜玉、牙角等材质相比更易于镌刻的材质。由于文彭的发现又亲自把它用于篆刻实践，将文人气息附之于石，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士大夫文人自篆自刻的心理要求。从此，文人治印便开始自己奏刀，这样更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彭在印材上的革新为文人参与篆刻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于明代文人篆刻的兴盛起着关键的作用。
文彭将毕生精力致力于篆刻，一生追求古雅醇正、静穆清丽的印风，将篆刻艺术的审美层次推到了另一个新的高度——“印宗秦汉”。文彭作为明代印坛的领军人物，他能够形成什么样的篆刻审美观对当时的印坛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不辱使命，矫正时弊，取法高古，大胆创新，最终使篆刻艺术走上了平和典雅的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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