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是明代中叶著名的篆刻家，他的印风，在一段时间里，被后学尊为“金科玉律”，前人多有评价，见仁见智，在此就不赘述了。尽管我们在讨论明清篆刻史时几乎是言必及文彭，然而对他的生平事迹却所知甚少，加之其篆刻作品，流传绝少，这就使我们难以对其艺术面目及成就有所比较完全的认识，甚至因此而产生一些误解。在此仅将一些平时所为的札记，质诸识者，以期与有志者共同研讨其人其艺。
一、文彭生年的订正
目前，几乎所有的工具书和著述都将文彭的生年写作1498年，即明孝宗弘治十一年戊午，如《辞海》（1979年修订版）、《中国书法大辞典》（梁披云主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剑华编）、《印学史》（沙孟海着）、《明清篆刻流派印谱》（方去疾编）、《中国印学年表》（韩天衡编订）等都是这样写的，其原始根据大概是《疑年录汇编》，但《疑年录汇编》上这个记载，其实是弄错了的。
据《文氏族谱续集》所载：文彭生于明弘治十年丁巳四月十三日。弘治十年丁巳为公元1497年，与前述1498年相差一年。另据《文征明集·补辑》引《珊瑚网·书录》及《六砚斋笔记》，在文彭满月时，其父文征明曾设席宴请亲友并赋诗纪之，有小序云：“贱子今年四月十又三日始举一儿，弥月之期薄有汤饼之设，因识二诗，邀在席诸君同赋，是岁弘治丁巳，予年二十有八”，（诗见《文征明集》889页，周道振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与《文氏族谱续集》所载完全吻合。翌年，亦即1498年，文征明又有诗，题为《儿子晬日口占二绝句》（晬日，即周岁），由此可证，文彭的生年确为1497年即弘治十年丁巳无疑，而1498年之说则显然是错误的。
此外，文彭之弟文嘉擅画山水，据说亦能篆刻，据《文氏族谱续集》所载，其生年为弘治十二年已未（公元1499年），卒于万历十年壬午（公元1582年），而所见一般著述均误作1501－1583，在此顺便指出，不再另加考订了。
二、有关唐寅治印的资料
明代，在文彭以前，文人用印（书画用印和鉴藏印等）的风气已很盛行，如文彭之父文征明曾称：我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可见一斑。唐寅是明代著名的书画家，也是当时吴中著名的才子，与文征明交谊甚厚，是文彭的师长辈。从其传世的书画真迹来看，钤印有“唐寅私印”、“唐白（伯）虎”、“唐伯虎”、“唐子畏图书”、“六如居士”、“南京解元”、“禅仙”、“学圃堂印”，“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等；以上所及，应该说是对文彭及后人是有所影响的。关于文征明和唐寅的印（包括文彭早期的印章），以前一般都以为，当时文人的印都是由自己写稿后再请工匠刻制的。因为当时都以牙角晶玉为印材，其制作的专门技术为文人所不易掌握（或者不屑于此），而石章作为印材又尚未被发现（或说尚未普及）。还有，有人以为，唐寅的印出于文彭之手。如钱杜以为“唐解元印亦三桥笔”，但无确证，大概只是“想当然”而已。
除上述以外，唐寅还有一印，文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虽未见流传，但屡见于记载。明阎秀卿《吴郡二科志》云：“……（唐寅）因图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其中的“图其石”是什么意思呢？按笔者的理解。“石”是指石质的材料，“图”是图书的简称，即印章的别称，“图”字在此作动词用。所以，“图其石”说的就是篆刻石章。阎秀卿与文征明、唐寅为同时人，又同是苏州人；且有交往，所记应该是可靠的。也就是说，唐寅曾经治印，并且刻的是石章，可以认为是事实了。这样一来，对于明清篆刻的演变发展，我们就有必要作一些重新的认识了，其中包括文彭在南京发现灯光冻石并由此形成了文人治印的风气等等问题。
三、《书文国博印章后》质疑
周亮工所著《印人传》对后来篆刻史研究的贡献无疑是重大的。而其中《书文国博印章后》一篇于后对文彭及其篆刻的认识作用最大，但笔者对该篇所述颇存疑惑，于此提出请教于识者。
其一，《印人传》所录印人，大多与周亮工有直接和间接的交谊，故所述应该是较可靠的，但文彭一篇与其它印人则有所不同。文彭卒于万历元年（1573），而周亮工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文彭死后三十九年，周亮工纔出生，关于文彭的事迹，他祇能从老辈那里辗转听来的，已经不是第一手材料了，所以据《书文国博印章后》所称：“余闻国博在南监时……”，所述已是传闻，所以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
其二，如前“有关唐寅治印的资料”一节所述，唐寅刻印（石印）的事迹基本上是可以证实的。同时考证在文彭以前文人用印已较普遍的事实，文人治印（指自篆自刻）的事实在文彭以前就已存在（如元代王冕刻花乳石，就是一例）。那么，“但论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一语就未必尽然了。
四、关于“琴罢倚松玩鹤”印
关于“琴罢倚松玩鹤”一印，以前一直被视作文彭的作品而加以讨论的，但又没有谁能肯定它是否文彭的作品。曾在《书谱》杂志拜读过柴子英先生《文彭“琴罢倚松玩鹤”印试论》一文（以下简称“柴文”），该文考辨甚详，认为“对此‘琴罢’印，可下结论，属于清初至乾隆间人费一番心计的伪托”，但笔者不能苟同是说，仅提出一二质疑，以供商榷。
其一，柴文讨论此印的主要文字根据是周亮工《书文国博印章后》一文，并以为此印署款九年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而文彭发现灯光冻在嘉靖末、隆庆初。其实，周亮工一文，并不能过于信赖，以此来排时间，判真赝，不免会有失误。
其二，文彭和唐顺之（荆川先生）确有交往（柴文仅说是可能），据文彭诗集中有《访唐应德荆川别业》一首（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文氏五家集，博士诗集》），其中“久负论文约，相违频梦君”句，可以说明两人相交之深，而且证明了文彭确曾去过唐的荆川别业。
其三，柴文根据此印与明末清初某些人“深（元刀）其底”的刻印法是由刻牙章的技法演化而来的，而文彭当时正是亦牙亦石的阶段，刻石印的方法尚不丰富，所以采取这种“深刻其底”的方法也是有可能的。
其四，柴文以为“印文、款识，文笔并不雅尚，学究味很重，经不起推敲，文彭文笔，不至如此”。文彭的文章，所见仅序跋、信札等，文采确也平平，而且“学究味很重”，这大概和他用心于经史有关，据《文氏族谱•续谱》记载他着有《五经讲义》四卷，而其生平所任大多也祇是授人弟子的学官而已。
其五，柴文以为闲章“当泛滥于明末”，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怀疑文彭当时已有闲章。在文彭以前，唐寅有“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祝允明有“包山真意”等，便是例证。
综上所述，祇是相对柴文的辩论，未免就事论事，并没有因此肯定或否定“琴罢倚松玩鹤”即为文彭所作，仅是提出了相对的可能性。
五、文彭与嘉兴项氏的交往
明代嘉兴项氏不但是当地的望族，而且还是书画、古物鉴藏世家，而其中以项元汴（子京）最为著名。在现今传世的许多古代书画珍品之上，我们都能看到项氏的收藏钤记。
董其昌《项元汴墓志铭》说项“所与游皆风韵名流、翰墨时望，如文寿承、休承，陈淳父、彭孔嘉、丰道生辈……”而文彭亦善鉴赏，明张应文在《清秘藏》中将其列入古今鉴赏名家。文、项两人既有交谊，又都好鉴赏，颇为契合。谢稚柳先生曾见文彭致项元汴尺牍一卷，计数十通，内容“大都为项子京鉴定书画及介绍书画与项子京事”（见《文物》1963年第10期），可见两人关系密切。此外，文彭与项元汴的长兄项笃寿（字子长，号少溪）的关系也不错，在其集中有《暮春嘉禾项子长园亭燕集》诗，此诗大约作于其任职嘉兴训导时，这大概也是他与项氏兄弟往来最频繁的时期。文彭既然和项氏兄弟交往密切，而且还到过嘉兴项家，他肯定对项氏收藏所见甚多。据说项氏还收藏了许多秦汉印章，《印薮》中即有部份是从项氏所藏翻摹而来的，那么，项氏的藏印是否可能就是文彭所篆刻的呢？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即使不是全部出于文彭手笔，但很有可能其中一部分是出于文彭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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