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流派印章艺术发展史，徽宗一系，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一群人物；尽管明末清初的程邃并没有特别鲜明的开派意识，但由于程邃不落陈俗，倾心创造，以更新的印艺面貌与文彭、何震及其他印人拉开了很大距离，近三百年来，令人仰目。
程邃（１６０５～１６９１年），字穆倩，一字朽民，号垢区，又号垢道人、青溪、野全道者，自称江东布衣，安徽歙县人，居南京多年，明亡后移迁扬州。程邃与朱简、万寿祺同师事明代书画家陈继儒门下，在人品志向上，他颇重气节大义。明末志在抗清复国的几位英雄人物如黄道周、陈子龙等，均与他来往密切。
程邃是一位博学之士，除涉事篆刻外，他又是书法、绘画、收藏、金石考证、诗文、医道等多方面的大家。程邃刻印，只是偶尔为之，“不轻为人作”，似乎无意全心全意地做一位印人，他的遗印颇少，恐怕也与他治印的数量不多有着直接关系。
沙孟海先生在其著作《新安印派简史》中提到，徽籍艺人程芝华的《古蜗篆居印述》，摹刻程邃、巴慰祖、胡长庚、胡唐四家的印，每家各一册，其中摹刻程邃的印章多达五十九方。这些摹印据金石学者易均室与有些原作相比较，认为刻得极好，可以乱真。
程芝华的摹印如果真是所本程邃真迹而刻的，那大概就是已知程邃最大一批的印作了。
程邃所刻白文印虽宗汉印，但却有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
他避开了前人的涩竦、妩媚，而致力于与其画风相近的苍老、浑朴，刀法凝练，强调笔意，有别于何震白文印的破碎感，如这方自用的《程邃之印》，印文用缪篆，运刀冲刻中辅助以披刀，以刀背披擦笔道的石口，转折处不露圭角，方圆兼备，浑脱而有质感，刀法更见精微。章法也见汉印的疏密随意而安详，较之何震的松散布局更贴近汉印的风神。所刻边款喜用行草书，亦显厚重有力，别具一格。这类朴实无华的篆刻创作，不仅醇厚，整体上犹如初烹的茶，隐隐有一种清新的气韵，飘散开来。
程邃最显奇异之处是参照钟鼎古文，复合《款识录》，大小篆为一刻制的朱文印，这类印章，表现出与白文印截然不同风格的类型，这在当时可谓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大胆尝试。
在程邃之前，以大篆入印几乎是闻所未闻（这里所指的是采纳大篆系统而非偶一为主）
程邃独具慧眼，第一次真正从艺术上发掘并提醒人们古玺的价值。尽管他采用的古文实属时俗古文，远非两周真面，与真正的古玺意境还相差很大距离，但这一开拓，不同凡响，震古烁今，特别值得在精神上给予肯定，给后来印人在篆刻创作上带来了极大的启示意义。
三百年后的今天，古玺风格仍然保持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古朴的气质且与当今的审美要求相吻合，是印人们热爱趋从的一种篆刻艺术形式。
当然，程邃仿古玺、以大篆入印，并非一帆风顺，好、恶皆有之，书法家姜宸英在《湛园题跋》中写道：“于今日余最爱近时程山人穆倩所作，而时辈竞哗之，以为诡怪不经，穆倩己矣！百世而后当必有识子云者。”
由于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尝试，程邃的朱文大篆印，没有这方面可供参考借鉴的先例，不可避免地总有它无法成熟的一面，如在章法上显得比较呆板，还缺乏古玺印在布局上那种生动的构造和古朴的韵味。可以明显地看出，程邃只是重视了大篆入印，目光还停留在表面形式的简单仿制上，而未对古玺的精神内涵作更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作品虽为摹古而少真意。程邃的运刀使刃是极有特色的，其刀法受过苏宣的熏陶，镌刻边款则得益于汪关。当代篆刻家韩天衡甚至认为，程邃在刀法上对后世的影响要大于他在印风上的影响，笔者也有同感：程邃用刀，游刃恢恢，醇朴凝练，清代篆刻大家邓石如的印章面目，实以程邃为基础的。
有评论称何震为徽宗之祖，其实至程邃徽派才真正形成。而将程邃及后于他的巴、胡等人称为徽、皖派或歙四家的原因，乃是乾隆朝时浙派出现后，因南北风格对峙而产生的。
西泠八家之一的黄小松曾于印款中言：“画家有南北宗，印章亦然，文、何南宗也，穆倩北宗也。”
当代印人叶一苇指出程邃是独创一派，风格独有；通过作品的多方面比较。他怀疑巴慰祖、胡唐、汪肇龙、黄吕等人并非直接师承程邃的作风。从印章的风格上看，他们之间是的确明显存在着差异。其实清人黄小松早已感到了歙四家与程邃的不同，且指出原因：
“程邃融合六书，用意深妙，学其者寥寥。曲高和寡，信哉！”
受程邃治印观念影响的人不少，但在意境的探寻上能与程邃接近的却不多，无怪有人称他在明清之交的印坛上是个“奇怪的类型”。在明清之交沉寂的印坛上，能别开生面者，唯有程邃一人而已。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给程邃在艺术创作上一个比较客观的定位，他应是与朱简、汪关鼎足而三的篆刻大家。此三人，在印坛上都能开宗立派，各领风骚，贡献殊大，他们的统治跨越明清两代，影响了近一百余年的篆刻风气。
程邃存世的篆刻作品，绝大部分收录在方去疾所编著的《明清篆刻流派印谱》一书中，此外还有零星几方，散见于其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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