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赵次闲的贬评，始自赵之谦（1829-1884）与魏锡曾（？-1881 印学家）。1863年，即赵次闲逝世后十一年，赵之谦写下了《书吴让之印稿后》，魏锡曾写下了《吴让之印谱跋》这两篇引论文章。今将原文分段标点后刊于附录，供大家解读参考。
这本来是赵之谦针对吴让之批评的反批评、和魏锡曾从中“调和”的事，扯上了赵次闲。因为吴让之“论及浙宗，亟称次闲”，而对赵之谦印作的评价是“近汉官印者为然，而它皆非。”赵之谦借写跋进行反驳，则以贬低次闲，来说明吴识见低，且“谨守师门，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只是第三品流的印人，（吴让之提出印有神、妙、能、逸、佳五品）是可以“侮为愚蠢”，不值得与之争辩的人。
赵之谦是清末书画印艺术成就皆一流的大家（沙孟海语），但在三十五岁写下此文时所表现的心态，及由心态而致的论点的偏颇，说明当时他气度和修养的不足。
沙孟海就此文对赵之谦有八个字的评语：“才高气盛，不可一世。”沙孟海先生是位胸怀宽容的学者，在一部《印学史》中，这是惟一的、对个人品行所作的最严厉的批评（见第三十三章）。赵性格上的缺陷，老一辈先生多有议论，但和沙孟海先生一样，认为脾胃不好而大节无亏，不影响对他艺术成就的肯定。
魏锡曾这位“调和者”、这位颇有建树的印论家对赵次闲前恭后倨的态度，却使我们更陷入困惑之中。
魏锡曾约在1862年前后，写过《印论诗二十四首》，他从印史已故六七十位篆刻名家中，精选出二十四位，各赋诗一首。他选择的标准是：“其名虽盛而未及寓目，与虽寓目、而无所可否于吾心者，从略焉。”赵次闲入选按年辈排在最后一位，魏诗赞说，赵次闲学陈秋堂，才力远远胜过老师，后来师法陈曼生，又能开辟新路，自成一家。他刻的印虽然多，愿意都能集拓下来编成印谱。（原诗附88页画像旁）诗只平平，但赵次闲是他心目中成就卓越的前辈，是表述得很明白的。
时过一二年（1863），在《吴让之印谱跋》里，他对赵次闲的评价，来了个急转弯，他说浙派的赵次闲，太差了，不要提他了。这么截然相背的评价，竟出自同一评论家之手。请诸位读一下附录的原文，他处于赵吴之间为难的心境，或许可使我们原谅；但他拿赵次闲这一位他心目中的先辈、他肯定的名家来做牺牲，是很不应该的了。
赵、魏二文，涉及赵次闲的贬评，有如下五条：
1、“浙宗自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赵）
2、“次闲学曼生而失材力”。（赵）
3、浙宗巧入（起点低），徽宗拙入（起点高），“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极丑恶”之本源）。（赵）
4、浙宗“丁、黄、蒋、奚、陈皆意多于法，流及次闲，缅越规矩，直自郐尔。”（自郐是引的典故，白话就是“太差了，不要提他了”）（魏）
5、正因为赵次闲和习次闲者流，所以“浙宗后起而先亡”。（魏）
以上除了第三条“巧拙”将在后面章节作简述外，其余四个论点，此前都已从另一面作了介绍，就不再展开讨论了。
这部《吴让之印谱》系由赵、魏编订，仅手拓两部，没有刊行。因此这两篇印论的观点，到民国初、中期才渐为传播。但也是自此开始直到今天，凡论及赵次闲者，多少都引用他们的观点。（在两评以后的四五十年间，我们未查考到对赵次闲的贬评。）现代有些评论者更发明“锯牙燕尾”“燕尾鹤膝”等弊称，成为强加于浙派、特别是赵次闲的“诟病”。众口成虎，评赵去世贬多于褒。
叶一苇先生曾专论出现“贬赵”现象产生的原因是：
一，没有全面深入研究，只取赵一些已具定型、程式化的作品率尔作评，其中有些是明显带有偏见的；而更多的人，包括一些印论家没有条件看到赵作品的全貌，只看到一部分选作（有的就是带偏见选编的）。
二，引用失实的偏颇的论点，如赵、魏两文的论点，制造了一个“赵次闲时代浙派颓风日下”，赵是“弊生”之源，是亡浙的罪人。很少有人去研究一下，或站得更高些，真正从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立场去分析求证一下，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三，很多人写介绍、印论文章是人云亦云，或过分相信前人的评说，拿来就用，甚至任意延伸。
现在重读赵、魏两评，特别是赵文，文风似曾相识，这根“棍子”抡起的风声，在二三十多年前耳熟能详。好在笃信佛学的赵次闲已在人世之外，更不作是非念了。
有许多评论家从赵、魏二文中引申出当代印学发展严肃的课题，作了方方面面的详尽的阐述。《吴让之印谱》手拓本民国初现世后，当时就有吴昌硕、赵时㭎、诸德彝、曾熙、黄宾虹、高时显、王禔等序跋题记，见仁见智，语多论辩，“足资后学讨论。”（可参看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704页起）及后，当代黄惇在《中国古代印论史》中第三章十三节，对发掘赵文的审美内涵及价值作了缜密的论述。
当然，也见到另一些挖掘赵文“内涵”的文章，每次读到，都不禁莞尔。因为联想到一件评诗的趣闻：毛泽东写了“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有人撰文说，这体现了伟大领袖“运动战”的思绪，洋洋洒洒从历史背景到什么什么一路分析。结果当然是捧错了场：“这是诗，没有运动战。”
同样，这是“不可一世”状态下赵之谦写的文章，不要乱捧场、乱拔高，免得耽误自己又耽误后来，实事求是为好。
篆刻，从前文人说是书画余技，在文化艺术上历来占位不重。日渐发展，至今昌荣，喜爱关心的人渐多，但终究还是在一个小范围里。中华文化博大辉煌，篆刻艺术仅其一支。我们经常形容某篆刻家说：“遐迩闻名”、“称誉印坛”，不是了不得震动了天下，一“坛”而已，印人敢不自知、自重。
赵次闲平民一生，清静向佛，靠鬻艺自给自足。按今说是位个体职业艺术家。
他多才多艺，久享盛名而性情淡泊；他篆刻师法二陈，上溯四家至秦汉，多有创见，于汉凿印一式有独到的成就，别创一格；他刻印逾万，创作认真，有程式化作品，但不失水准；他培养的后学子弟，一灯相续，传浙派薪火于新纪元。因此：
赵次闲是清代中后期一位成就卓越的篆刻家，在继承浙派印风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对汉凿印风的开拓有独到的成就。西泠八家位列第七，是浙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
去掉强加给他的失实的、不公正的贬责，这个评价结论，是恰如其份的，是赵次闲应该享有的。
今年是赵次闲逝世整一百五十年，写下这一节以表示对他的崇敬和纪念。
除了向他的人品与艺术学习外，探究他的艺术之路，可能还给我们后人留下这么一些思考和借鉴：
只注重形式技巧的精熟，必然会导致程式化的发生。炉火纯青，不光是指纯熟完美的技巧，“炉”是艺术创作思想，是境界。
优秀的传统艺术，如果仅仅是为了顺应时代风尚而去迎合，经典不可避免地会走向世俗化，可能会付出痛苦的代价。
艺术一旦商品化，当事人谁都不容易把握分寸。
附：我们曾做过西泠八家编年印谱工作，收八家印1705方，边款1419方。其中也是按创作年代，收赵次闲十八岁至七十一岁印作311方，款245方，录于《中国印风系列·浙派印风》下卷，余正主编，2000年重庆出版社出版。可能是目前能见到的赵印数量最多的印谱，提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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