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的篆刻艺术实践，是印外求印的创新模式，而这个“外”，正是他一生继承乾嘉学派余绪而对汉学的不懈研求，和对金石碑版不遗余力的搜罗鉴赏，进而将其中的精粹融入篆刻艺术。其印外求印的艺术实践构建了他印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从赵之谦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学术促进艺术创新、丰富艺术维度、提升艺术境界的力量。印外求印，金石为师，赵之谦是学术与艺术交融的成功典范。
关键词：赵之谦 篆刻 创新 印外求印
赵之谦（1829—1884）生活的时代，因乾嘉学派而起的金石学盛极一时，并且已形成将金石学引入书法、篆刻的思维共识。于文人篆刻，浙派和徽派作为篆刻、印学主流已经盛行了100多年，但不免呈现强弩之末的态势。幸有邓石如在徽派的基础上振兴而独立为邓派，更有健在的吴熙载继承发扬，流风甚健。从篆刻实践和印学思想来说，浙派重在“印内求印”，体现刀法的独特性；邓派主张“印从书出”，将书法笔意投注于篆刻中，使刀如笔，篆刻作品呈现出轻松自由的境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赵之谦来了。
沙孟海在《印学史》中对赵之谦有一个评价，说邓石如用秦汉篆法入印，而赵之谦“更扩大范围，取资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金石文字”，“赵之谦的时代，金石学盛极一时，参考资料既众多，又方便。吸收精华，充实创作，赵之谦有此条件，更有此才力”。赵之谦的篆刻艺术取资范围极广，对旧徽派、浙派和邓派皆不排斥，更借助本身的天赋，在笔法、字法、章法上变化出新，终于开一新局，自成一家面目。
因为赵之谦的“打开新局”，印学又迎来一片崭新的天空。有感于此，笔者在梳理赵之谦篆刻艺术和印学思想形成的路径后，感觉乾嘉学派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
研求金石，为印学筑基
16岁那年，赵之谦就有研求金石之学的志向。这一年，赵之谦开始编辑《补寰宇访碑录》，以补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之不足。《补寰宇访碑录》，五卷，收录碑刻起自秦、汉，迄于元代，系仿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之体例而作，所录碑刻按年代排列，每种下注明书体、年月、所在地或拓本藏处。他在自序中说：“阳湖孙先生纂《寰宇访碑录》，二十年为书十二卷，目七千八百四十有九。书成之岁，当嘉庆壬戌。之谦后先生四十一年始求补录，亦十九年矣。”赵之谦于16岁开始补录，十九年以后即35岁时才成书。他曾自云：“始为金石之学，山阴沈霞西布衣复粲第一导师也。”在研究过程中，他先后得到过顾沅、胡澍（荄甫）、缪稚循、曹籀、魏锡曾（稼孙）、温忠善、樊彬、刘铨福、潘祖荫、沈树镛（均初）、方可中等同好的帮助。可见，赵之谦对于金石的爱好和研求，是家学、师友影响、时代风潮和个人兴趣综合作用的结果。
师友的影响最为直接。众多于金石碑版之学有专长的朋友都为赵之谦的著录提供了很多帮助。引他进入金石学是同乡沈复粲，一生致力于经史百家，好金石，著有《越中金石记》《汇刻帖目》等。与赵曾同客缪梓府的好友胡澍为《补寰宇访碑录》篆书题耑。胡澍本人是乾嘉学人，著有《续通艺录》，篆、隶书能得秦汉人遗意。赵胡交情十分深厚，赵之谦在为其弟子钱式临《峄山碑》册页的跋语中说：
峄山刻石北魏时已佚。……我朝篆书以邓顽伯为第一，顽伯后近人惟扬州吴熙载及吾友绩溪胡荄甫。熙载已老，荄甫陷杭城，生死不可知。荄甫尚在，吾不敢作篆书。今荄甫不知何往矣。钱生次行索篆法，不可不以所知示之，即用邓法书峄山文，比于文宝钞史或少胜耳。
在《〈补寰宇访碑录〉记》中，赵之谦详细记述了师友的帮助：
可中为余搜访得最多，余识可中因霞西，旧稿半取之可中。
沧州王侣樵秀才国均尝手编《沧州金石志》，甲子六月相见都中，赠我墨本，皆向未著录者。因取续得数十种，合题为失编，附卷末。
朝鲜自汉以来，臣附中国，国人能读书，同文字。今日来者尚携其国金石墨本以为投赠……兹举及见碑本，依时代先后录数十种，不复分列。
魏稼孙更是赵之谦的知己，魏嗜金石考辨，为赵之谦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金石碑版资料，而赵为魏刻印之多无出其右，魏则为赵辑集印谱，两人尺牍往还，诗文相和，莫逆于心。
潘祖荫，官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赵之谦进京赶考时投其门下。潘嗜善本及金石碑版，赵和胡澍就多方为其收罗，鉴别真伪，赵也借此扩大了自己的眼界，提高了鉴别研究能力。同时因此获见大量资料，使得《补寰宇访碑录》最终成书。
而沈树镛则是《补寰宇访碑录》得以刊印的资金襄助者。故赵之谦在《〈补寰宇访碑录〉记》中专门提及：“此书始末由两沈君，有因有缘。”即开始于沈复粲，刊印由沈树镛也。
在《补寰宇访碑录》完成的前一年，即同治二年（1863），赵之谦还双钩汉碑十种，自题《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是他近二十年来搜罗研求金石碑版的又一成果。这年九月九日，赵之谦篆刻“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其款云：“余与荄甫以癸亥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自闽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刻此以志一时之乐。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成，遂用之。”九月十八日，书成，沈树镛分惠宋纸，赵之谦题耑，胡澍篆书内封。汉碑十种为：《赵廿二年上寿刻石》《甘泉山元凤残字》《杨量买山记》《莱子侯石刻》《南武阳功曹墓阙》《沙南侯残碑》《文叔阳食堂记》《李禹表》《陈德残碑》《杨叔恭残碑》。赵之谦对每一通碑刻都作有详细考订，并作序言一篇，说明搜集碑版之由和搜罗之艰：“……洪秀全扰东南十年，所过劫杀，恶经籍文字，见聚藏者火之，火不足秽之。且奉夷教，毁庙宇，得碑石皆仆之，不可仆划之，击碎之……幸而存者，千无十焉。”痛心于经籍金石文物流散毁损，赵之谦虽经济困顿，依然竭力搜罗，过目而择精彩者摹勒之，“不能响拓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载后人来相求”（赵之谦“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边款），以续存文脉于乱世，情怀之高，值得后人景仰。
也是在同治二年（1863），赵之谦还为沈树镛藏六朝造像二十品题记，是为《赵撝叔选定魏齐造像二十品》，并一一题记，如题《张元祖一弗造像》：“一弗是代北姓，本作乙弗。”题《司马解伯达造弥勒像》：“沾泯犹沾悯，言悲悯，世人之心无不沾被也。古悯通闵，闵又作缗，此复省缗作泯。”等等。这种选辑方式开后来《龙门造像二十品》之端绪。
同治三年（1864）《补寰宇访碑录》完成以后，同年十月，其副产品——另一部金石文字学著作《六朝别字记》也脱稿了。在赵之谦之前，金石学著作的重点是证经补史，以金石碑版中所见异体字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尚不多见。当年孙星衍、邢澍编纂《寰宇访碑录》，编辑有副产品《金石文字辨异》十二卷，赵之谦编辑《六朝别字记》，倒也是追踪前贤之行，煞是有趣。《六朝别字记》（初稿写字本）收字范围仅限于六朝时期，共400个字词，每字以楷体描画字形，下系注释，记录其所出碑名和原文，说明字义，并有考证。有的则仅存字形。胡澍作序，对文字形体更变之迹，以及赵之谦编纂此书的缘由做了说明：
……盖尝综览历代碑版，知文字之变多由隶书，南北朝渐趋今体，更变尤甚。……颜之推《家训》所举“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之类，当世盛行，后代未革。故北魏江式、后周赵文深、唐颜师古、张参、唐元度等，咸锐意厘正，力求整齐，其于字体不为无功，然而汉魏以来声音假借之义隔矣。……同岁生赵氏撝叔少为金石之学，多见汉魏以来碑刻，“其作隶书有延熹、建宁遗意，今体纯乎魏齐”，又深明古人文字通转之旨。因刺取六朝别字，依类排比，疏通证明，使学者知由篆而隶而今体递变之故，更由今体而上溯隶篆，以得声音文字之原。
《六朝别字记》对汉字形体演变的梳理研究，与乾嘉学派利用金石碑版整理经籍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宗旨一脉相承。
说明赵之谦与乾嘉学派有深厚关系的，更有《汉学师承续记》。此书为稿本三册，初成于同治六年（1867）。清嘉庆时学者江藩（1761—1831）撰有《国朝汉学师承记》，收录自清初至乾隆、嘉庆间学者凡40人，附记17人，又附62人，总计119人。此书刊行后影响极大，是研治清代学术必读之工具书。但因江氏乃乾嘉时人，所记学者多活动于乾嘉时期，按照生不立传的原则，乾嘉之后的学人便付之阙如。江氏之后，亦有多人续之，但多未传世。赵之谦有感于此，遂亦续之。《汉学师承续记》对张澍、凌坤、张穆、钱大昭、王念孙、王引之、胡震林等54余位学者的治学经历和成果进行了详细记述。
清朝学术，以汉宋之争为一关键，彼此消长。晚明学风空谈性理，明清鼎革之后，顾炎武等人倡经世致用之学，学术风气趋向朴实。但康熙年间程朱理学受到朝廷支持，竟又成主流。虽然如此，海内学人回归汉儒经说、讲求实证的风气隐然滋长。至乾嘉时期，社会政治原因和大量金石碑版的发现，训诂考据之风大行天下，汉学终于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写的，其尊汉抑宋的倾向十分明了。到了赵之谦生活的道光、同治时期，京师文人中又流行空言性理，让崇尚汉学的赵之谦非常不满。从他与胡培系（子继）往来书信的《论学丛札》看，赵之谦反对的并不是宋学，而是以宋学为招牌，空谈性理、浮华不实的学风。他急于编纂《汉学师承续记》的缘起，正是抱有一种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为后人留一颗“读书种子”，所以他对胡培系说“此事关乎二千年气脉，不可不急”。
《汉学师承续记》的预期规模，正传约60人，加上附记，当有100人上下。但由于未在赵之谦在世时刊行，手稿散佚，最后只剩下三册首尾不清的残本，正传20人，附录19人，又附15人，总计54人，未见完璧，实是遗憾。赵之谦的学术根基来源于沈复粲、缪梓等人的启蒙，也曾对宋学有过兴趣，但毕竟以汉学为本。因此，相对于江藩，他的学术视野要开阔一些，表现在续记人物的选择上也相对宽容一些。如一方面采择专长考据的大学者，也注意收录声闻不彰的学人，同时也关注一些学有渊源、各有专长而非以治学名世者。赵之谦主张治学经世相结合，所以也记述这些学者除学术以外的政事和交游。
以上诸书是赵之谦继承乾嘉学派学风研究金石碑版的成果，是其在书法、篆刻艺术的学习和创作过程中，以及印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取资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金石文字”，大量吸收前贤精华的路径，值得后人借鉴。
印外求印，开篆刻新风
赵之谦所处时代虽已在乾嘉之后，但乾嘉学风已然深入华夏学术界和书法、篆刻界，其交往的朋友虽然嫡系传人不多，但嗜好金石学的却不少，以上所述诸友即是其中一部分。因为金石学、乾嘉学人研究而影响其篆刻艺术的提升以至风格形成，乃至于创立流派，应是确凿之论。
34岁那年，有两件大事值得一说。一是赵之谦汇集并双钩《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装成。前已涉及，不再赘述。二是他的篆刻作品经好友魏稼孙搜辑而成《二金蝶堂印谱》，魏稼孙还于这年夏秋之际访吴让之于泰州，请吴为印谱作序。赵之谦自题“稼孙多事”四字，并记：“稼孙竭半载心力，为我集印稿、钞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则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书四字儆之。”胡澍亦作序文一则，中云赵撝叔“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渐益贯通，钟鼎碑碣、铸镜造像、篆隶真行、文辞骚赋，莫不触处洞然，奔赴腕底”。
此处，有一篇论文必须涉及，即《书扬州吴让之印稿》，它体现了赵之谦在印学研究上的学术水平，在印学史上占有一席，也是他篆刻艺术实践的指南针。稼孙携《二金蝶堂印谱》访吴让之，请吴为印谱作序。吴显然看到了“会稽赵之谦字撝叔印”的边款“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得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心下快意，不仅应魏稼孙之请篆刻“赵之谦”“二金蝶堂”白文印以示酬答，还欣然命笔作序。当然，一旦涉及为学论道，便原则分明，“点赞”很是含蓄：“窃意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
魏稼孙入京，赵之谦见到了吴让之印稿和吴为自己的印谱写的序，意识到两人在艺术观上还是有不小差异的，觉得有回应的必要，于是便有了《书扬州吴让之印稿》，完整阐述自己的印学思想。
客观地说，赵之谦回应吴让之给予的评价而作的对吴让之篆刻艺术的批评多少有点意气成分，本文不做评价，《书扬州吴让之印稿》的价值也不在于此，而是对徽、浙印派分析褒贬十分中肯，以及拟古出新、超越徽浙的勇气和卓识。这篇论文的“巧拙说”已广为人知，不再展开。个人以为，“巧拙说”固然重要，但我们不能囿于“巧拙说”本身而忽略赵之谦的深意。再有，赵之谦批评吴让之“谨守师法，不敢逾越”这一点，也不应该仅仅看作对吴个人的批评，而是体现了他在主张吸收徽、浙印派特性的同时，更提倡对两派的超越，拟古出新。赵之谦之所以有这个勇气，是基于他多年来对徽、浙两派的理性师法和研究金石碑版所获得的丰富营养。超越门户，广泛师法，强烈而清醒的批判意识贯穿于他的篆刻实践。如“魏锡曾”“稼孙”对印的边款就说：“稼孙目予印在丁黄之下，此或在丁之下、黄之上。”“赵之谦印”边款又说：“龙泓无此安详，完白无此精悍。”“树镛审定”边款云：“悲庵作此，有丁邓两家合处。”可见他每作一印，都有强烈的超越古人的创新意识。
然而，周游于徽、浙、邓之间，无论如何超越，也只是“印内求印”，超越也是有限度的。“不敢逾越”，既是对吴让之的批评，更是对自己的激励。事实上，赵之谦在篆刻实践中，主动利用一切机会，将金石碑版文字元素融入刀下。甚至完全可以说，他的篆刻学习和创作之路就是吸收金石碑版精粹的历程。在其篆刻作品的款识中，他随时记下这方面的心得，其师法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金石文字乃至浙派、徽派、完白山人的路径十分清晰。比如：
咸丰四年（1854）八月，25岁，为傅节子刻“以豫白笺”白文印，款曰：“节子属，仿汉印，刻成视之，尚朴老。”为蕺子刻“蕺子”款云：“完白山人为程易柴征君刻葺鄐小印，真斯篆也。师其意为此。”“清河傅氏”款云：“汉人小印不难于结密，而难于超忽，此作得之。”“陶山避客”朱文印款说：“学完白山人作。此种在近日已如绝响。俗目既托为文何派，刻印家又狃于时习，不知几理，可慨也。”“小字莱生”白文印款曰：“艾臣五丈属刻，为仿黄小松司马法。”
咸丰七年（1857）十月，28岁，在为何镜山刻的“镜山”朱文印款中说：“六朝人朱文本如是。近世但指为吾、赵耳。越中自童借庵、家芃若后，知古者益鲜，此种已成绝响。曰貌为曼生、次闲，沾沾自喜，真乃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者矣。”又为王履元刻“季欢”朱文印之款云：“六朝人朱文只如此，近世类汉印者多，遂成绝响耳。”又“坦甫”朱文印款曰：“篆不易配，但求其稳，杨龙石法也。”又为何镜山刻“竟山画记”白文印，款曰：“冷君模汉铸印。”
咸丰八年（1858）七月，29岁，为星甫刻“北平陶燮咸印信”白文印的款：“星甫将有远行，出石索刻。为模汉铸印法，谛视乃类《五凤摩崖》《石门颂》二刻。”又十一月，为缪稚循刻“星遹手疏”白文印，款曰：“稚循书来，属仿汉印。撝叔刻此，乃类《吴纪功碑》，负负。”
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30岁，为丁蓝叔刻“丁文蔚”白文印，款云：“蓝叔临别之属，冷君记。颇似《吴纪功碑》。”
同治元年（1862），33岁，作“魏锡曾印”，款云：“悲庵拟铸印。”作“赵”印，款云：“悲庵拟汉碑额。”
同治二年（1863），34岁，为沈均初刻“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白文印，款云：“取法在秦诏汉镫之间，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十一月，为魏稼孙刻“钜鹿魏氏”白文印，款为长诗，有“古印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句。是年冬，为沈均初刻“福德长寿”白文印，款云：“龙山摩崖有‘福德长寿’四字，北魏人书也，语为吉详（祥），字极奇伟。灯下无事，戏以古椎凿法为均初制此。”刻“灵寿花馆”白文印，款云：“法鄐君开褒斜道碑。”刻“郑斋金石”白文印，款云：“北朝书无过荧阳郑僖伯。均初既得云峰、大基两山刻石全拓，乃以‘郑’名斋，属余题额，并刻是印。”郑僖伯即郑道昭。
……
“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此意非我无能传，此理舍君谁可言”，我们可以从这些话中读出赵之谦从金石碑版中吸取营养后，大胆入印、自我创新的由衷快乐和艺术自信，跳出了“印内求印”的藩篱，完成了“印外求印”的创新模式。在《苦兼室论印》中，赵之谦就提出了印内、印外之说，“印以内为规矩，以外为巧，规矩之用熟，则巧生焉”，以为规矩功力达到一定程度，即应触类旁通，印外求印。
叶铭在《赵撝叔印谱》序中精细分析了赵之谦的篆刻创作方法后，将“印外求印”说得更明确：
善刻印者，印中求印，尤必印外求印。印中求印者，出入秦汉，绳趋轨步，一笔一字，胥有来历。印外求印者，用闳取精，引申触类，神明变化，不可方物。……吾乡先辈悲庵先生，资禀颖异，博学多能，其刻印以汉碑结构融会于胸中，又以古币、古镜、古砖文参错用之，回翔纵恣，唯变所适，诚能印外求印矣。
胡澍在《赵撝叔印谱》序中则进一步指出金石碑版对赵之谦篆刻艺术的重要影响：
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渐益贯通。钟鼎碑碣、铸镜造像、篆隶真行、文辞骚赋，莫不触处洞然，奔赴腕底。……又有不可遏抑之气，故其摹铸凿也，比诸三代彝器，两汉碑碣，雄奇噩厚，两美必合。规仿阳识，则汉氏壶洗，各碑题额、瓦当砖记、泉文镜铭，回翔纵恣，唯变所适，要皆自具面目，绝去依傍。更推其法，以为题款，直与南北朝摩崖造像同臻奇妙。
显然，赵之谦一生在篆刻艺术上的实践，正是印外求印的创新模式，而这个“外”，正是他一生继承乾嘉学派余绪而对汉学的不懈研求，和对金石碑版不遗余力的搜罗鉴赏，进而将其中的精粹融入篆刻艺术。由此，他把篆刻艺术的境界进一步提升了，其印外求印的艺术实践构建了他印学思想的核心。他的这一思想是对我国印学理论的一大重要贡献。
同时，从赵之谦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学术促进艺术创新、丰富艺术维度、提升艺术境界的力量。印外求印，金石为师，赵之谦是学术与艺术交融的成功典范。
参考文献：
［1］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
［2］沙孟海：《印学史》，西泠印社出版社。
［3］孙洵：《清代乾嘉学派与书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4］邹涛编：《赵之谦年谱》，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版。
［5］张钰霖：《浮生印痕——赵之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漆永祥：《从赵之谦〈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
［7］景迪云：《乾嘉学派对印学、篆刻之影响》，《西泠艺丛》2017年第1期。
［8］王梦笔：《赵之谦篆刻及其印学思想》。
［9］武蕾、孙志宜：《赵之谦印学思想研究》。
［10］（清）赵之谦：《论学丛札》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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