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上画坛风起云涌，活跃着一大批才艺超群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既秉承传统，又勇于探索，开拓出一种贴近新兴市民阶层现实生活与审美趣味，雅俗共赏的画风，在我国近代绘画史上谱写了一段绚丽的篇章。
海上画家中的“四任”（任熊、任薰、任颐、任预）以精绘人物、花卉、翎毛、山水享誉艺坛，殊不知他们当中还有工于篆刻者，因画名太盛，印作又稀，长期以来被人忽略不计。
任颐篆刻 “颂菽”
任颐（1840—1896），初名润，号小楼，后更字伯年。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父亲任鹤声是民间画师，擅长写真。任颐幼时克承家学，潜心习画，打下良好的基础。年轻时曾一度被太平军招募，充任旗手一职。太平天国失败后旅居宁波，年近三十时至沪上鬻艺，先后师从任熊、任薰兄弟。
任颐的肖像人物，钩勒精妙，赋色明丽，他善于通过人物的神情举止和容貌服饰，生动刻画出画主的身份与精神气质。任颐为至友吴昌硕、高邕、周闲、胡公寿、吴仲英等一一写照，无不栩栩如生。
其他以传统神话、仙侠人物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形体夸张，相貌奇峭，多取法明末陈洪绶。著名的《群仙祝寿图》十二幅通景屏，已将人物画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任预篆刻 “胡氏三桥”
作为近代海上画派的杰出代表，任颐的书、画、印等综合修养极高。他早年深研篆刻，得萧山印人任晋谦指导，对传统篆刻艺术有深刻的感悟和自信，称：“余此调久不弹矣，一日，金君出石索篆，即奏刀，毕视之，古气浮动，何也？昔日鄙而衲，今日悟而发。所谓存竹在胸，由是之乎。”从信心满满，提刀即刻，到古意盎然，全因匠意于心。
“颐菴”、“颂菽”是他硕果仅存的作品，章法虚实相映，气韵生动，明显受到吴熙载和浙派的影响。任颐在绘画艺术上能不断创新求变，而篆刻创作借鉴却与同时代诸多印人不谋而合。对他的中年弃刻刀而专注丹青，以笔者愚见，一是其画名日隆，索者如云，无暇顾及。二是彼时篆刻高手迭出，似乎也令其不必也不能留栈。任颐今传世所作仅此两钮，然正因为其稀罕，也就愈显示出不凡的价值。
“四任”中最为年轻的任预（1853—1901），又名豫，字立凡。浙江萧山人。任熊之子。少时懒嬉，不肯用功学画。及长，蹊径别开，所绘山水、花鸟、人物，一变任氏家法，纯以天分秀出尘表。任预因性格疏懒落拓，非至穷困潦倒时不肯动笔，即是动笔也往往拖沓延宕，而这些尚未细加工的作品，得者称为奇构。任预刻印曾得赵之谦指授，但从遗存的作品来观察，却深受徐三庚印风的薰沐，作品不仅强调笔墨情趣，篆法每每中宫紧束和末笔作折曲飞腿等徐氏招牌式动作，颇具妍丽动人之态。
与早年承袭皖、浙传统的任颐相较，出生较晚，长期生活在上海城厢的任预，以风头正健的大名家徐三庚为依傍，来迎合彼时市民社会世俗化的审美倾向，也是时风所趋。任颐因浸淫于绘画而放弃刻印，任预则由懒散成性而少作，但他们在晚清印坛惊鸿一瞥，惹人相思，后人甚至为任颐和近代大画家张大千未能坚持篆刻而深感惋惜。但历史不存在假设，人有专长，业有专攻，铁笔与毛笔不类，篆刻一道与绘画技法相距甚远，能像吴昌硕、齐白石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登艺术巅峰，传百世美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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