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印从书法出”。马士达先生并不反对近代篆刻的“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但他认为，以往印人对这种模式的理解过于狭窄，清代中期以来，这种模式实质上仅仅局限于“印从风格化的篆书书法出”。他竭力主张“印从书出”应当是“从书法出”，这里的“书法”应当是广义的，包括各种字体、各种书体在内。在马士达先生看来，古代实用玺印形态的演变与文字形态的演变直接相关；明清以来篆刻的进展也与篆书书艺的提高直接相关，因此可以说，“篆刻即是书法”。古玺汉印“从篆书出”，这是时代使然；近代篆刻“从篆书出”，则是囿于早期印入所开创的篆刻传统的规定。事实上，在书法艺术中，隶体、真体行草书的用笔、用墨、结体诸方面的变化都远比篆书丰富，其虚实关系的处理也比篆书更具有随机性。因此，马先生与很多篆刻家不同，他不是在篆书书法上下功夫，而是在真体行草书上下功夫，他的行草书法，注重用笔的重按轻提、正侧兼施、徐疾并用、虚实相生，强调笔势、体势及其整体关系，忽而恣肆放笔，忽而细心交待，既有整体的拙厚大气，也有细节的精微变化。他以这种行草笔意来写篆书入印，或是直接以隶体、真体行草书入印，竭力追求由即兴书写而造成的印文线条的笔墨变化和章法构成的随机性，以墨法滋润笔法，以笔法统帅特定的制作手段，即以“刻、做、钤一体化”的制作手段来表现印文的书法韵味，从而有效地增强了篆刻的表现力。
图8 金石（马士达印作）
图9 世平之玺（马士达印作）
图10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马士达印作）
图11 文王以宁（马士达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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