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图5、6、7三件印作，已经可以见出马士达先生对印文线条笔墨效果的重视和微妙的传达；而图8、9、10、11四件印作，则较突出了印文书写的即兴效果，表现除了“尚意”书风所具有的不计工拙的随意性。庄天明先生曾对图11这件印作评论道：“烂漫天成，合乎自然，信至道不烦，至功无功”——这揭示了马先生的篆刻与“尚意”书法在审美旨趣上的共通之处。毋宁说，马先生所追求的，正是“印从尚意书法出”。
图12 诗到无人爱处工（吴颐人印作）
图13 后兰亭修褉一千五百八十九年生（吴颐人印作）
尽管“印从书法出”的篆刻创作主张由马士达先生首倡，但在创作实践上有意无意地谋求“印从书法出”的当代篆刻家却大有人在。例如，吴颐人先生尝试以汉简书艺入印（见图12、13)，应当说，这也是一种“印从书法出”。问题在于，吴先生在进行这种尝试时，仅仅追求其印文书写与汉简书艺的形似，缺乏对印章特有的艺术形式的把握，因而误入了“简书石刻”的歧途。再如，祝遂之先生早期的隶书印作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见图14)，但他近期所作的一方巨印(见图15)既富有恣肆挥洒的笔情墨趣，又能得古玺的风神，诚为“印从书法出”的佳作；只可惜在祝先生那里，这类的作品太少了，马士达先生曾深刻地揭示了篆刻与书法碑刻之间的差别，他指出：篆刻以刻锲成其书，书刻则以刻锲存其书——如果没有对篆刻传统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他是不可能提出如此精辟的见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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