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图5、6、7三件印作,已经可以见出马士达先生对印文线条笔墨效果的重视和微妙的传达;而图8、9、10、11四件印作,则较突出了印文书写的即兴效果,表现除了“尚意”书风所具有的不计工拙的随意性。庄天明先生曾对图11这件印作评论道:“烂漫天成,合乎自然,信至道不烦,至功无功”——这揭示了马先生的篆刻与“尚意”书法在审美旨趣上的共通之处。毋宁说,马先生所追求的,正是“印从尚意书法出”。
图12 诗到无人爱处工(吴颐人印作)
图13 后兰亭修褉一千五百八十九年生(吴颐人印作)
尽管“印从书法出”的篆刻创作主张由马士达先生首倡,但在创作实践上有意无意地谋求“印从书法出”的当代篆刻家却大有人在。例如,吴颐人先生尝试以汉简书艺入印(见图12、13),应当说,这也是一种“印从书法出”。问题在于,吴先生在进行这种尝试时,仅仅追求其印文书写与汉简书艺的形似,缺乏对印章特有的艺术形式的把握,因而误入了“简书石刻”的歧途。再如,祝遂之先生早期的隶书印作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见图14),但他近期所作的一方巨印(见图15)既富有恣肆挥洒的笔情墨趣,又能得古玺的风神,诚为“印从书法出”的佳作;只可惜在祝先生那里,这类的作品太少了,马士达先生曾深刻地揭示了篆刻与书法碑刻之间的差别,他指出:篆刻以刻锲成其书,书刻则以刻锲存其书——如果没有对篆刻传统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他是不可能提出如此精辟的见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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