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庵（1880–1960年），初名寿祺，字季维，后更名禔，以字行。别号颇多，如罗刹江民、石奴、福庵居士等，晚年又自号持默老人，别署有春住楼、麋砚斋等。
王福庵出生于杭州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祖父王言是清嘉庆戊寅科举人，父亲王同是清光绪丁丑科进士，曾授刑部福建、江西司主事。辞官后归养教书，历任梅青、黾山、塘栖、慈湖各书院讲习。以考证金石碑版、著书立说为乐。王福庵自幼耳濡目染，一心向学，对金石书刻之癖好已开始渐入骨髓。他曾说：“余年十二即解，爱好印章，见汪（启淑）、丁（敬）两氏印谱，辄心仪焉”。他一边勤学，一边用心搜集浙皖名家印章，1907年，28岁的王福庵便辑成《福庵藏印》16卷，共收集39位篆刻家所刻印章254方，其中西泠八家的印就有105方，可见其对浙派印章情有独钟，这也为他的篆刻创作以浙派为主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初，王福庵任教于钱塘学堂，执教之余，常与杭州的收藏家、篆刻家丁仁、叶铭和吴隐过从甚密，切磋印艺。因4人都醉心于篆刻艺术，于是在1904年共同发起创设西泠印社，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经过10年的努力，西泠印社于1913年正式成立，公推吴昌硕为首任社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研究印学、倡导篆刻艺术为宗旨的艺术社团，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是无法估量的。
1920年春，王福庵受聘于北京政府印铸局为技正，同事者有篆刻家唐醉石、冯康侯等。1924年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该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在鉴定之余，浏览了清皇室的大量鼎彝盘尊和碑版书画，大大地开扩了眼界，其篆刻艺术也有了进一步地提高。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王氏与印铸局也随之南下，由于秉性使然，不愿为官，对自食其力之生活的向往日益强烈，遂于1930年11月辞去技正之职，移居上海，靠卖字鬻印养家度日，此后即定居上海，直至1960年逝世。
王福庵是一位取法广泛、转益多师的篆刻家，他的印风工稳秀雅，精整流美，是我国近现代颇具代表性的篆刻家。
与当时的大多数篆刻家一样，王氏的篆刻走的也是“印宗秦汉”的道路。由于长期生活在杭州，自然饱受“浙派”篆刻的熏陶，留下了大批取法浙派的作品，如“锐侯鉴藏”（款曰：仿曼生法）（图1）、“麋砚斋”（款曰：仿种榆仙馆篆法）（图2）、“惯迟作答爱书来”（款曰：师赵次闲，略变其法）（图3）。同时对皖派也有尝试，“领略古法”（图4），便是以邓石如为师法对象。流派印滥觞于元，兴盛在明清，王氏对前人之作，既不盲从，也不轻易地否定，而是反刍细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闲卧白云歌紫芝”（款曰：用元人法刻之）（图5），“春愁如雪不能消”（款曰：仿明人刻印）（图6），“人书俱老”（款曰：仿明人刻印之工整者）（图7），“人生系时命，安得无苦乐”（款曰：《学山堂印谱》中有此印，福厂小变其体而刻之）（图8），“明月清风真我友，人生此外何求”（款曰：曾见归文休作此印，福厂变其体而刻之，虽不敢争胜古人，然妥帖安详过之）（图9），此外还有“古杭王禔私印”（款曰：仿二金碟堂法）（图10），“我书臆造本无法”（款曰：略师让之先生法）（图11），“讬兴每不浅”（款曰：仿吴圣俞）（图12）等等。由此可见，王福庵对历代的流派印风几乎都有涉足，由此而形成的王福庵印风的面目也是多样化的。然而，无论取法如何广泛，王福庵印风的基点则是工稳、秀美，以王福庵等人为代表的这类颇具装饰性的印风，被今人冠以“新浙派”。
王氏篆刻中有一类个性强烈的朱文印，如“砚田无恶岁”（图13）、“以学愈愚”（图14）等印，这类朱文印的范例是秦汉封泥，王福庵不是简单地将封泥的形式移入篆刻中，而是将浙派的朱文印与封泥糅合到一起，去掉封泥的宽边，代之以残缺而曲折的细边；布局上舍去封泥中一般比较疏放的章法，代之以满布甚至以字逼边的章法；刀法上将浙派的碎切与直冲刀相结合，使线条呈现出一种起伏与流动的状态，给人以古拙、灵动、凝练、含蓄合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能是在功底深厚的基础上的探索，仅靠做是做不出来的。
王福庵一生从艺60余年，治印逾万。仅印谱就有《罗刹江民印稿》、《麋砚斋印存》、《麋砚斋印存重辑本》、《福庵印稿》等近十种，同时，王氏对文字也有一定的研究，出版有《说文部首检异》和《麋砚斋作篆通假》两部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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