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圆朱文印创作，是在王福庵、陈巨来等先贤将这一艺术形式进行了“经典化”打造，在新时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王、陈等先贤的杰出创造，使这一艺术形式近乎完美，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学习和研究的经典范式，但这也使后人想突破传统的圈囿，实现艺术的时代化转型变得极其困难。而当代的创作队伍鱼龙混杂，虽参与者多但真正具有真知卓见和良好艺术天赋的精英却寥若晨星。另外，各种展赛上摘金夺银者，虽不乏精品妙制，但也有很多平庸之作登堂入室，并借当代传播媒介之便捷，影响了一大批初学者，流风所及，群起效尤。经济大潮的冲击、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现代展览会模式的确立，使当代印人置身大潮之中，很难静下心来进入艺术本质精神的探索和新的时代经典的打造。形式单调、语言匮乏、缺乏时代气息和艺术魅力成了“流行病”。传统与现代、解构与重建、形式探索与精神构筑、主流话语与个性语言、经典范式与时代风神、传统文本与现代构成等对立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转换，也令当代印人应接不暇，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这也造成了审美标准的失落和文化精神的失语，使当代印人在创作和欣赏过程中左右彷徨、顾此失彼。
迷茫、困惑，最能注解当代印人在圆朱文一隅的真实心态。
经过二十多年的当代探索，无论是从形式、技法到境界追求，都应进入一个总结、提纯的环节。建立一个相对令人信服的审美标准、提倡高雅的品位追求，是一代有思想、有追求、有责任感的印人们一致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判断一件作品的优劣、雅俗，确立优秀圆朱文印的标准便显得格外重要。尽管这是篆刻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但圆朱文印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的和自身的诸多特殊性，故这一标准也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当然，艺术审美的原则和标准会因人而异，不象科学定理一样“放置四海而皆准”，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一些带有历史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所以，笔者作为一个既从事篆刻理论研究又深入圆朱文印创作，具备双重身份的人，对此进行过反复的思考，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总结归纳，略陈于后，希望有助于人们在这一问题上展开讨论，有助于圆朱文印在当代的发展。
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篆刻艺术是传统的文人艺术，以中国古老的篆字为创作素材，经过几千年间历代先贤的不断探索，而逐步定型，成为民族艺术中的瑰宝。所以，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凝聚了历代创造者的聪明智慧，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篆刻艺术在当代的发展，不是要不要继承传统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地认识和继承传统，从博大精深的传统中获取精华、获取再创造动力能源的问题。向古代的经典学习，便是找到了“源头活水”，同时，也能更直接更有效地把“经典”的气息觅到，成为立足之本，而文化底蕴的涵养，也能令当代的创作更具史的厚重。
艺术，是文化这株大树上的一个分枝。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是站在大文化的立场上来审美，来评介、衡量艺术品的得失。而传统的东方艺术，从创作到欣赏也都是受到东方文化这一母体的呵护和滋养的。历代的经典艺术之作，都是认识、理解、运用文化思想的成功者，也就是说，这些作品的艺术效果与大文化的立场相一致，符合文化对美的要求。而历代先贤在评介艺术品时也都是在贯彻传统的人文理念、传统的哲学思想。艺术创作，说到底，就是一个艺术家将各种复杂的、或矛盾或对立的艺术信息、艺术“原材料”进行组合，以自己的智慧为依托，在审美理想的指导下消解矛盾、协调关系、使之产生美感的过程，而艺术品境界的高低，也就取决于艺术家理解和运用文化思想的能力。东方文化思想、东方哲学思想是历代先贤认识世界、认识事物发展规律、认识美的发生发展规律的智慧结晶。其中对各种问题（如阴阳、刚柔、方圆、虚实、形意、形式与内容、技术与精神等等对立因素）的辩证思考，对事物本质精神（如道、法、理）的追索便是各艺术门类共同的法宝和财富，是创作的总的指导思想。古人所谓“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晋王羲之《书论》）“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依仁游艺，探赜钩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画。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录》）说的便是深入传统文化、提高自身修养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只有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有了丰富的思想和知识储备，才能言及作品的人文内涵和品位、境界。
创新，一定要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不然，只从外在形式上下手，浅触皮毛，却失去雄厚的传统文化的支持，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只能使创新流于皮相、失之浅薄。徐云叔先生在谈及这一话题时，曾引用陈佩秋先生论及中国画创新问题时的观点：“探索的方法只能是传统先进典范基础上的升腾变化，重要的不在于新，而在于难与美。只要当你所创的新，不仅是新的、个性的，而且是美的、较难的，你的创新才真正具有艺术的价值。”（见张奕辰《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徐云叔访谈》、《书法导报》2002年8月28日第四版）当今社会前进的步伐在加快，事业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不甘寂寞又不甘坐十年冷板凳的人便追新逐异，乱竖旌旗，然花样翻新，底气不足，关键在于创新者的传统文化底蕴不足，使形式苍白，缺少感人的艺术魅力。守住传统的底线，留住传统经典圆朱文印特有的美，是创作优秀作品的根本，也是创新的基石。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提及：继承传统，决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前人创造的形式上，应该是精神层面的继承，是文化底蕴的获取。一些人言必称王、陈，认为不能突破他们的经典形式（印面经营、结字规律、用字规范、线条特质等），这主要是没有确立大文化立场上的继承观，因而视野受限，“泰山挡了华山的路”。
二、鲜明的时代精神气息。继承的目的是促进创新和发展，而且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的人生观、艺术观、对美的认识和接受方式也在进步，这就要求“艺术当随时代”。“艺术当随时代”与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增加传统文化底蕴相辅相承，并不矛盾。
信息时代，多元化追求的时代，其精神气息肯定会在创作中得以体现。如打破原有的以字的原有笔顺为序的组合方式，参以现代构成的元素，使印面效果更趋唯美；打破以平稳满实为目的的布局套路，使之更加空灵曼妙，更加强调艺术家的“主观能动性”，这是现代创作理论和审美追求得以体现的必然选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追求，这种“动态”的追求，并不是对传统的背叛，也不是大文化立场的动摇，这是艺术与艺术审美在“运动”中求发展的一种自觉，是其保持自身生命活力的需要。艺术史上，不论东方西方，任何一个门类的任何一位大师级人物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都是能够领一代风气之先的，他们以极其个性化的风格来推动艺术的发展、拓展艺术审美空间、展现艺术的个性化魅力。他们的特立独行，也许在当时不被理解甚至遭传统“卫道士”们的否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思想光辉、艺术魅力终究会展现出来。西方的达·芬奇、莫奈、凡高、雷诺阿、毕加索、达利……东方的王羲之、米芾、苏轼、黄庭坚、徐青藤、八大山人……篆刻史上的何震、汪关、丁敬、邓石如、黄牧甫、吴昌硕、齐白石……都是以鲜明的个性风格向旧的形式壁垒宣战，最终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丰富了艺术宝库的。当然，他们的创新与个性决非“蛮干”的结果，一个艺术家，只有培养起认识和把握艺术发展规律的历史理性，才能有所作为，才能领时代风骚。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艺术品的时代精神气息或曰“当代性”，仅仅停留在对“当代”现象的浮光掠影上是不行的，要有对“现象”的深刻理解和理性把握，猎获其本质。要使创作与时代的血脉对接，寻求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一种现象背后最本质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所创之“新”不仅仅流岚于作品的表面，能够最大程度地维系优秀传统又不断地开拓新的空间。
三、艺术风格的个性化和艺术语言的丰富。艺术创作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劳动，艺术欣赏也拒绝雷同。所以，一件优秀的艺术品，必须是个性鲜明的。艺术创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个艺术家对作品进行了独立的思考，使其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要实现艺术风格的个性化，首先应从增强艺术家自身的综合素养开始，要能令自己的人品、学识、修养达到高境界。艺术，是人的综合素质的流露，是人的精神世界和学识见地的凝结。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一定要具备将当下的生存体验上升到精神体验的高度、把对时代精神的理解演绎为艺术语言、艺术气息、艺术品格的良好素质。在创作中，让艺术家的审美理想，沿个性化的艺术语言的渠道本色地流淌，水到渠成，让风格自然地形成。也就是说，艺术品的个性，取决于艺术家的个性，所以，艺术要想获得个性风采，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作品中要有创作者生命意识的体现。篆字在印中已不再是表现的对象，而成为媒体，是承载和释放艺术家真情实感的媒体，人们尽可以将自己的审美理想，对美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创造的激情诉诸印面，借篆字的组合、聚散来表现、来抒发、来张扬。艺术的焰火用生命的火花去点燃。
当然，风格的形成还有赖于创作技法的成熟和个性化，因为“由技而道”，技是达道的必由之途，没有技的高度完备和技术语言的个性化，便不会有个性化艺术风格的形成，拙劣不堪的语言是难以讲出动人的故事的。所以，从线条的质感到结体的特色，从手法的奇异到艺术境界的标新，都应是艺术家努力的目标。
说到底，个性是艺术性的基础。因为一件艺术品，是靠它凝聚的艺术家的才思、智慧、情感打动欣赏者的，只有艺术家个人的气质、品格、审美意识和情感得以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才能赋予作品以精神的能量。同时，鲜明的个性，是艺术家对传统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定势的冲击和超越，这种冲击和超越的成功，便是新的艺术经典的诞生。
当然，个性化的魅力还得靠艺术语言的丰富性来维持其健康的肌体。圆朱文印蕴藉隽永的表意方式、婉约渊雅的风格追求都对线条的处理有着“规定性”的要求，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把圆朱文印的线条理解为单纯地追求细、匀，那里有着丰富的语汇储蕴，是墨法、笔法、刀法充分展现魅力的所在，解此，方能于细微处见精神，方能找到个性的发挥空间，也不致使创新仅仅停留在花样翻新的层面。优美的结体、丰富的笔情刀趣、生动曼妙的技术语言、妙趣横生的点线组合是作品艺术性与艺术品格的保障。
四、哲学的意味和文学的意境。强调这一点，是力求突破传统创作模式对玉著篆法的过于依赖和印面效果的单一，并使创作者能够意识到创作的目的并不是单纯技法的展示，真正从刻篆走向“篆刻”，令自己的作品在精神层面上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当代的优秀作品，其创作过程应是艺术家的精神探索之旅，每一方作品，都需融入艺术家的独立的思想，应是他们艺术智慧的结晶，而不应停留在技法层面的劳作上，这也是一门艺术形式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而且在艺术家的智慧中，还有艺术史观的存在，这是指导实践、镜鉴探索的法宝。再者，东方思想中的智慧结晶，如果能辩证地运用到创作中，做深入的探索，则会在处理阴阳向背的结构关系，刚柔相济的风格路数，协调方圆、疏密等对立统一关系时如仙人指路，许多难题会迎刃而解。“仙风道骨”当从此中求，透彻洞达的境界也当从此中求。同样，对西方哲学思想和一系列现代艺术思潮、美学原理、审美观念的深入理解和合理运用，也能促使我们的创作打破陈陈相因的发展模式，使作品的形式丰富起来。以王福庵先生的创作为例，那是传统的东方文化思想、审美理想观照下的产物，因而寓满了“中和”之美与“中庸”之道，形成了蕴藉典雅的风格。我们总不能都去王氏的麾下讨生活吧？为什么不能借助外力促其新生呢？何况一种风格一旦趋于完善，便很容易使创作成为一种模式，由雅而俗，人们的欣赏也会“疲劳”，如同封闭状态中的生物，严重缺氧，亟待新鲜的风吹来。
与哲学的理性相对应，文学是感性的，只有将理性的法与理跟感性的情与境完美地结合，使之相得益彰而不是互相抵牾，才能令作品达到理想的效果。对文学意境的表现实质上是对美的追索。也就是说，你的创作，必须是美的，无论是形式特色、线条结构、刀法语汇都应是为创造美服务的，要令欣赏者从作品中读出风景来，读出意境来，读出诗的底蕴和音乐的节奏。运用诗的浪漫气息、朦胧意境，美文的雅韵深致、深刻寓意，以及文学所体现和诠释的天地大美，使圆朱文印创作走向深刻，走向隽永。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篆字原生形态的维护和不乖“六书”原则上，这维护了一门艺术血统的纯度，然而，仅在小圈子里繁衍很容易造成品种退化，使艺术个体的生命力萎缩。而文学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山青水秀草绿花美，充满了诗意的浪漫，为什么不能让篆刻到那里去自由地呼吸、潇洒地奔跑呢？
五、对圆朱文印本质精神的维护。每一种艺术风格都有其在艺术百花园里存在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艺术的个别性原则，而个别性原则的基础就是艺术审美的丰富性和多向度。在这一点上，艺术与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科学的目的是用，用则唯求其简、便，而艺术的使命是服务于赏，赏则求其丰富多样。艺术风格多样的基础是其特有艺术语言和本质精神的存在。换句话说：越是个性的，越具有公共价值。艺术的发展，应该是其个性语言的强化，而不能一味地泛化，如果以损害艺术的本质精神为代价来求得艺术作品信息含量的增加，是得不偿失的。也许你的动机是想使这一艺术形式的语言更加丰富、表现力更强，殊不知这却动摇了它存在基础。人们可以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上进行创新的试验，可以借鉴或“拿来”以丰富它，连最具传统经典色彩的圆朱文印也不例外，但艺术的本质精神一定要守住，将“改革”与“丰富”置于这一艺术形式允许的范围内，汲取近年来一些活动和理论倡导失败的经验教训。
六、雍荣华贵的艺术效果。在艺术审美中，优美壮美是两大范畴。圆朱文印之美无疑属于前者。它以线条的流畅、神韵的清爽、意趣的典雅构筑起一种宛约的美，一种女性化的阴柔之美。曾有社会人文学者说：“科学美和文艺美都以女性美为其最高境界。”（钱定平语）这种美在当今现代化的时空环境里显得尤为重要。浮躁、紧张、忧郁、迷惘，是现代特色明显的病症，现代人多么需要一个温馨而又宁静的精神世界呀。而圆朱文印追求和创造的境界正是这样一个能隔开无际的尘世喧嚣，能令揭天掀地的万丈红尘“喧远寂近”（苏州虎丘匾额）的灵魂之巢。马蒂斯说过：“艺术是一把安乐椅。”圆朱文印则正应是这样一把能令现代人放松精神的安乐椅。所以当代的圆朱文印创作，必须把传统经典中的雍荣大度、富丽典雅之美留住，把它高蹈的韵致、超凡脱俗的品格留住，把它的高洁、清纯留住，让这一切，在时代精神的培养基里更加枝繁叶茂。
我相信时代的创造力，一定能产生循此而上的勇者。“无限风光在险峰”，愿与印界同仁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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