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老师“死了”
第二天早上，老师只是说肚皮不舒服，他还勉强起身，洗脸刷牙。待吃早餐时，老师只吃了很少一点就吃不下了。怎么办？我们大家议论后，决定让老师把多余的粥留在茶杯中，因为中午没有粥了，老师可能是胃病。
早餐后医务犯例行要走一圈，谁生病随时可叫住他给看看。当医务犯走过我们监房门前时，我帮老师把他叫住。（医务犯是改造中的医生，仍从事治病工作，是监狱中为犯人看病的犯人）一个中等身材，长脸，穿着白大褂的。他问老师：“什么地方不舒服？”
老师二手按着胃部说：“肚皮不舒服……”
医务犯手伸进铁门，揿了揿老师的肚皮。我也不知道这样揿揿能揿出些啥花样。随后他说：“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老师伸出舌头，我一见老师的舌头，觉得苔很厚，且二面发紫，象是缺氧。
医务犯看了说：“我给你打一针好吗？”一面马上拿出了金针。
老师有些不想打，可能是害怕。我在旁边说：“打一针吧，稍有些痛，会有效果的。总之，金针打不坏人。”
其实我六二年时跟人学过针灸，不过那时没说。老师听我一说，也就同意打一针了。
医务犯嘱老师把肚皮贴在铁门的空挡处，这医务犯可说是不会行针，他只知进针，不知旋针、得气。并且一下子便进得太深。只听见老师：“唷！”的一声，人向后一退，针也就退出来留在医务犯的手中了。
医务犯见老师跑进去了说：“别进去，你这样我怎么能打针啊！来，过来。”
老师再也不要打了，他可能见刺得这样深害怕了。我呢？我也有些害怕了，因为他刺得太深。他刺的穴位是中脘，我暗暗想不要刺成胃穿孔。虽然说腹部深如井，但也有一定限度的，把胃刺个孔怎么办？所以我也不再要老师扎针了。
这医务犯却还不满意起来说：“人家要我给扎针，我还不给他扎呢！现在给你扎针你还不要！”听他的口气好象老师还有些不识抬举似的。
我心想这样蹩脚的技术，知道的人还会要你扎吗？混蛋，还要自吹。但又一想，他可能是西医学中医，他的行针技术本来就比赤脚医生还差些，只是他有了西医的牌照，所以也就为人扎针治起病来了。
老师针肯定扎得没好处。药也没吃，毛病就算看过了。
上午学习他没有参加，也算是一种请假，躺在小监里，中午饭没吃，下午晚餐也没吃。
第三天早晨老师拉肚子，我见他揩在草纸上大便的颜色不对，知他胃出血了。心想大约是昨天针扎得太深胃穿孔了。老师大便完，我掀开马桶盖一看，果然象柏油一样黑，于是医务犯走过时，我把他叫住，好的是不是昨天的医务犯了，他年龄要小些，看来也能干、负责些。他一听我介绍，立刻叫队长来开了封，然后走进来，开马桶盖看了看说：“恩，有锋……蛮凶的。”我也听不懂他说的锋是什么意思，只知道他也肯定了我的说法——胃出血。他又说：“我去拿担架来，把他抬走。”
一会儿，他还带来了一个抬担架的医务犯及担架。我急忙轻轻地帮着抱起老师的上身，医务犯抱的是下身，抱上担架后，我又把老师被子塞好，只能看着他们抬走了。
我从早一直盼到晚，老师没有回监房。一天是什么滋味我也说不出，好象从早到晚什么事情都没做过，天就黑了。心中只是在想：老师怎么了，不会有事吧！怎么还不回来，是住院了吗？
天又亮了，开封后有劳役犯来拿老师的东西。我把老师的东西略加整理，一面给他们一面问：“陈巨来回来了吗？他被换到别的监房去了吗？”
那劳役犯叫张士祺，他可能还是楼面劳役犯的头，发纱头、收纱头也是他。说话嗓音颇响，个子比我略高，年龄也比我略大，有一副和善的面目。他回答我：“住院了，凡是住院的人东西都要进库房。”
所谓库房，也就是楼面首尾剩下的几个监房，不关人，作存放东西的地方。我心中默默地祝愿老师平安健康、早日康复出来，最好出来时仍关在原处……
这几日已是靠近十月一日国庆节了，记得那次国庆节轧去了一个星期天，也就是等着借剪刀的日子。所以垫被也未分成，只能等下个星期天了。
监狱中的星期天，广播中常放些革命歌曲。这次十月一日象外面一样“放假”二天。这里的“放假”是可以不拆纱头，也不学习，可向政府借根针缝缝补补。每天因为国庆还特别增加了一顿荤菜——六、七块象麻将牌大小的猪肉。广播中的音乐当然放送得比星期天还要多些——“水连着水，山连着山……”、“有一只雄鹰飞翔在亚得里亚海上空……”。特别是《中越人民友谊之歌》，抒情、优美，唱得也好。自从我被隔离至今，已有二年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又出来了这样抒情的歌曲。这只是到了这反革命三号楼时才听到的，真好比是久旱逢甘霖。我想贝多芬的黄色音乐大概快要平反了吧！
有人在乘此机会大拆纱头，以求提前释放与减刑。我却从来未做过这样的美梦。除了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文章外，就欣赏广播中的音乐。远想亲人，近想老师。想而不得，倒也可以饭来张口，水来伸手。
国庆才过，也就是三日上午，刚开好封，不叫学习，却点起名来。“点到名的出来！把东西整理好……”有人叫着。
我也被点到了，整理好自己的东西。大家的心中都知道要“发配沧州”了。是好是坏，是近是远谁也说不准。
我这时想到答应给人的垫被还没分，很过意不去，但这能怪我吗？我发现点名的人是张士祺，就与他说明要去与黄显忠说明一下垫被之事。张士祺同意后，我急急走到黄显忠的铁门前，蹲下对他讲我要走了，垫被没法分了，你只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再想办法吧。黄显忠显得无所谓：“没关系，没关系！你走好了。”
排队走时，我发现张士祺自己也在里面，趁机会我轻轻地问他：“陈巨来好了吗？出来了吗？”
张士祺说：“是不是就是那个老头子啊？”
“是！”我答。
“死也死掉了！”他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再讲上一句话就错过了。然而我却接受不了。心想，胃出血会死吗？会三、四天就死了吗？这里我想起过去听人说起过的市监医院设备好，医生水平高。不会死，我坚信老师没有死……他不会死。
我们这批人被解到了一队——劳动牌板头厂。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张士祺在一个中队中——一中队乙班。才见面我就问他：“你是怎么知道陈巨来死掉了的？”
张士祺对我说：“他的东西都拿出去了，不死不会拿出去，他好了还要回来。”
我还是接受不了——市监医院难道不要刷牙洗脸，换衣服吗？东西可能送了市监医院！也可能老师上了八号楼（尚不够条件进市监医院而需治疗的病犯关押的地方）。
有时我想得更好——老师！你又有象沈钧儒那样的人来救你了，或许你保外就医了，或许……或许我想不到的原因……但你没有死，你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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