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老师陈巨来,半壁斋主许培鑫,25节,篆刻小站转载

十八 老师没有死

平反后我可以去以前的朋友家走走了。想到了老师,便立即又想到了年轻时候的挚友——魏景山。因为他是画院的,可能会知道些老师的情况。

若老师真的死了,那么已六年多了,老师的女儿、女婿又都不认识我,去也没有必要了。然而我希望老师没有死,他还好好活着。我战战兢兢地到了景山家。

景山和勇士(景山妻)和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显然他们不会把我作反革命看待,也不会把我因改造过了而有所二样看待。过去我与景山见面时常常要请景山为我速写一张画像。那天象八年前一样,景山又为我速写了一张像。谈话中我问及了陈巨来。

景山回答我说:“他大概没有死。”

我的热血马上上冲沸腾,心跳也突然加快:“他没有死!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张士祺说老师死了,不肯相信;现在听景山说老师没有死又怀疑起来了——真是不知道怎样的话,一听就能相信。

景山说:“他画院现与我们是一个画院,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都一个个地开了追悼会,没听说开陈巨来的追悼会。”

不过,我还有些不放心。临走我要景山为我去打听一下:陈巨来究竟如何了。我下次来听回音。景山很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第二次去景山家时,景山确切地告诉我陈巨来确实没有死,并且住在老地方。

我的天哪!我第二天就去了老师家。

果然如老师所说的地址记不清了。脑海中好象只是二十二、三十三这样的数字。好在老师说的是富民路靠延安路一端是清楚的,有个电话亭更不会忘记。

我来到富民路北端,果然看到一弄堂口有一电话亭,旁边还有一个戴红袖章的中老年人。文革结束了,可红袖章还在。我便上前问讯,果然那人立即为我作了指点。原来就在电话亭对面一个门膛内。

我走上楼一进老师居室的门,老师立即认出了我,并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许培鑫!你来了,请坐,请坐。”可见我时时惦念着的老师也时时惦念着我,从未将我忘怀。我随意地坐在老师的对面,一位比我梢大一些的女子为我泡了茶。我问老师:“这就是玉嫦姐吗?”

老师说:“对对。”

玉嫦姐人很和善,对我也一点不见外。

我与老师一见面,真是不知话从何处说起。我把不平反不能来看老师的想法与做法告诉老师。然而老师却说:“没关系,没关系!早就该来了。反革命都要平反的。”

随后我把从与老师分开起,张士祺说你死了——魏景山说未听说开你的追悼会——待魏景山为我打听到你确实健在。于是我马上就来,也就是今天了。

老师听说张士祺误以为他死了一点也没有不高兴,相反对我说:“说我死了的人多啦!上海有,香港也传。上次香港来的一位朋友就以为我死了,香港传我陈巨来死了,传得够多够广呢!”老师略停了一下又说:“不但传我死,还有人盼我早点死呢!”

我听了不解地问:“怎么要盼你死呢?”心中想老师有些什么仇人?

老师说:“有些人搞篆刻,我不死好象泰山压顶一样,压在他们头上,他们总称不了第一。我若死了,他们才高兴呢!他们都可以称王称霸了,所以盼我死的人还不只是一个二个呢!”

我压低了声音问老师有哪些人?他清楚地讲的是师弟叶露园。其次老师说:“我现在刻字每个要一百元,而钱君匋只卖二十七元。一百元有生意,二十七元的还卖不掉,没生意……”

老师接着说:“有人盼我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然而我就是偏偏死不了,活得很好。”

后来老师又谈他出狱早,那时还未平反,里弄里还常常要批斗他。他走不动,就由他女儿背进背出让他们斗。

说:“我的女儿真好。”

当然我也谈了——明知文化革命中的反革命都要复查,我刑满后还要宣布我戴顶反革命帽子,我责问队长:“共产党的天下千年万年长,我个人的生命有限,为什么我个人尚能耐心等待复查,以最后确定是不是反革命,而你政府部为什么等不住了,要在复查前再宣布我戴一顶帽子呢?他们被我说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其实只是让我拿二十八元一个月工资,我拿了半年还多。”

当天我与老师谈得很愉快。老师的记性特别好,什么事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告诉我淮海战役中的炮兵团团长徐曙也出来了,徐曙出来后来看过老师一次,说是回山东去了。

临走,老师一再叮嘱以后多上他那儿玩。

后来我被安排在工交汽车二场工作,我去老师家的次数就更多了。因我场门口的四十九路公共汽车可说是一直开到老师的家门口。回家再上四十九路转二十三路电车到老西门。中间转车处是黄陂路,黄陂路正是花鸟市场,也是当时上海唯一能买到廉价印石的地方。记得一有机会——病假、调休,或提前下班我总是要到老师家,随后再到花鸟市场看看石头再回家。每星期至少一、二次,我成了老师家的“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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