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篆刻中刀法不受重视的第三个原因，是篆刻的先天不足，及在自觉发展历程中所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中国的印章，从它一开始出现起，就贴近或必须依赖于文字（图案印除外，但它无疑又贴近于绘画）。因此，印章在它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在篆刻的自觉发展时期，就渐渐地养成或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难以自拔的“懒惰”性格。当然，这种篆刻艺术发展中所特有的“懒惰”性格，在那些勇于创新的天才篆刻家身上，是不足以发生作用或作用不明显。但它的存在，对篆刻自觉发展史上绝大多数的平庸印人而言，其影响及副作用的巨大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历代的印人们，很少依靠篆刻本体内部的力量与规律，来寻找其继续发展的契机，也很少有人能够以理性的心态，从不同的角度来清理自己的篆刻观念并对它进行必要的估价与批判。因此表现在他们的篆刻学习与创作上，是习惯于对现成文字与观念的机械应用；而表现在篆刻理论的研究上，则往往只能局限在对前人偶尔为之的点滴经验的简单归纳与解说。并且，这个解说虽然有些也带有相当明显的理论色彩，但它的侧重点，却往往局限或只能局限在靠近于绘画的章法布置和接近于（实际上就是）书法的篆字笔法方面。因为这些，都可以从绘画与书法中极其方便地得到借鉴与使用。相反，对属于篆刻本体所特有的刀法，由于没有现成的可以作为借鉴的对象，因而在研究上表现得力不从心，甚至因此对篆刻刀法的研究抱着无所谓的轻视态度。
另外，对于篆刻家的某种特定运刀程式而言，由于篆刻研究者个人于篆刻方面的学识、对各种刀法过程的体验程度的不同，以及研究习惯如作表述用的常用术语与喻示方式的不同，使得客观实际的刀法同描述它所用的文字语言，以及这个文字语言的接受者的理解三者之间的转换效率，显得非常低下。甚至在同一个篆刻理论家前后的描述语言中，对同样的东西仍然会产生足以使这些“描述具体刀法的文字语言”的接受者得出不同或相悖结论的巨大差异。虽然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不同篆刻理论家或某一理论家前后的描述语言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具有促使后世篆刻的参与者进行进一步探索的积极意义，但是，恰恰也正是因为这种差异的不确定性和人们理解上的多元性，增加了篆刻刀法在梳理和研究中的困难，使得众多的篆刻欣赏者甚至训练有素的篆刻家与研究者们怀疑起篆刻“刀法”的真正存在。当然，对那些开宗立派的大师来说，这种怀疑事实上是多余的，尽管有时在他们有关的言论中，也不时地流露出对篆刻“刀法”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的轻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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