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初秋，上海出版学校美术班的同学在朵云轩实习的第二年，方去疾先生来给我们上篆刻课。地点在康平路八十三号，两周一次，每次半天。他不讲理论，主要讲评习作，然后示范，对大家的实践操作做指导，最后布置作业。
记得在授课初，方先生有次构思后，急就刻成“学习”白文印，四周有边栏，中间界格一竖画，让人看来很轻松。他用印泥钤稿，对大家鼓劲说，刻印首先不要怕，勾写好墨稿上石后，要大胆奏刀，当心刻刀碰伤左手虎口；结束前整理，一定要小心收拾。石章刻坏，好磨去重来，“不要怕！”
上课学刀法时，以冲刀法入手，方先生将自刻《四角亭长印存》供我们学习。后来，他向亲友借用一些藏印，在家将赵之谦原石印作、秦汉铜印，朱朱白白，各钤十余方于一纸；讲课时人手一份，先后两次分送给同学读印、仿刻，让我们高兴了好一阵子。
临习古人印，方先生说，最好用原打佳谱，笔墨用刀、边款文字纤毫毕现，虚实清楚，有利于理解。因此要多读印，多勾摹，多品味，仿刻才能“心中有数”。基本功扎实了，有利于今后创作。他再三关照，不要学他的印，太近；该学古人印，如吴让之、赵之谦，最好先学秦汉印，就像学书法由晋唐字入门一样。一种由近而远，较易见效果，一种由远而近，根基较深厚，都可以。取法乎上，要从源头上、高峰上去学。篆法、章法复杂，刀法相对简单，基本上横刀、切刀、横切结合三种。
有一次，我仿刻《美术年鉴》所刊简琴斋《取舍不同》白文印，石章刻面小了些，就将四周的边栏放弃了。方先生看了钤样，说“可以，刻得好”。接着教我说，“同”字第三笔再往上刻，高出左旁横画，以与第一笔竖画相呼应。我遵照补刻，果然，破了四字中间大块红，既有了变化，味道也不错。这就是小心整理，稍加变异“尽精微”的妙处吧。后来体会到，这其中，需要像方先生那样下功夫积累，力求有眼力、学问和修养，而首要的是“诚”字，态度认真，老老实实，不能马虎。做许多事，道理都一样。
1964年，七个同学自愿进朵云轩（后又名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我与方先生不在同一处上班，忙碌之后的业余时间从1972年参与创作《新印谱》开始，常到他府上请教。
方先生说，刻工整印、豪放印，都要识记相关的篆字，尽可能不要写错，否则刻了也等于白刻。要多看多查《说文解字》、《作篆通假》、《古籀汇编》等工具书，多看多写就能记住。经过多年实践，证明对我篆字刻印、审稿释文，大有帮助，可以减少差误。记得拜访王个先生时，他也说，要多查篆字工具书，关照我《六书通》篆字多欠规范，少用为好。后来参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的《清代书法》、《玺印篆刻》等图书，感到古代书法篆刻家尤其明清人，往往喜欢用变体异形字“别出心裁”，《六书通》倒成了自己查核某篆（隶）字该不该释为某个字的参考工具书。大概正所谓“以讹攻讹”，编辑实践得真知吧。
做编辑既要将做好本职工作放在首位，工作之余兴趣爱好也得要。在家有点空闲，我总是抓紧读书看报，或刻章，或撰稿，或写字，藉以换换脑子，休整健身。我应约写点文字，搞点考证、印学探讨之类，方先生总是全力支持，或补充资料，或提供意见，开始时甚至为我逐字阅改文稿，我从中深受教益。
对于篆刻印章，他尤其强调，作品风格可以也应该多样化，只要有笔墨，笔墨好比骨肉，又有刀味，顺势贯气，自然天成，这样就“活”了，才谈得上有生意有美感。篆稿最要紧，多写墨稿选用最佳者；篆字设计要规范有据，至少约定俗成，不要杜撰，否则人人成了“仓颉”造字，谁还识啊？
获知叶潞渊先生藏明清印甚富，且深有研究，我也多去请教。叶老关照我说：“刻印要平淡。淡中有味。这两个字最难。”还说，要静下心来刻，不能急功近利，刻得剑拔弩张。我得到启示，静心定力，断断续续，乐此不疲——“苦”中取乐，以人文养护心灵。篆刻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文化。以文化人，必须学习。“学习”，五十多年前，方去疾先生刻印的“学习”两个字，永远铭刻在我的精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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