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登安是著名篆刻书法家，是现代篆刻艺术工稳一派的代表，不仅因为他精整质朴、严谨而舒展的铁线篆印，更是因为其布局精妙、极尽穿插之能事的多字印创作。他在多字印领域的精深造诣，正是由于先生专注而严谨的治印态度，深厚的篆书功力和文字功底，更是由于其锐意探索的创新精神，最终奠定了其在印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这些对于我们后辈来说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多字印；篆法；技法；艺术创作
一、韩登安篆刻艺术概述
韩登安，原名竞，字仲诤，别署耿斋，印农，本翁等。所居曰容漆楼、玉梅花庵等。浙江萧山人，久居杭州，曾任西泠印社总干事。韩登安先生以篆刻名世，从艺时间50余年，作印两三万方，并热心扶植印学后进[1]。
其篆刻以浙派为宗，穷源竟流，上下求索，取资广博，除传承浙派优秀传统外，上至古玺、汉印，下至明清流派如吴让之、徐三庚诸家以及同时代先辈如吴昌硕、邓散之等新的风格，都能不拘一格，广采博纳，形成了既深具浙派传统又自成新面的矫健清丽的风格，融婀娜与刚健于一体，是近现代篆刻艺术工稳一派的杰出代表。
韩先生早期喜摹徐三庚的印风，追求生动，故早期作品多婀娜之姿，后又主功浙派，以求稳健，同时又受吴昌硕影响，得其雄厚之姿，所作刀味，笔情墨趣浓重，气韵圆厚[2]。27岁获识王福庵，他学王福庵能透过王圆润线条的表象，抓住以稳健的刀法立骨这一实质，线条以方为主。
韩登安先生的铁线篆印，精妙绝伦，所作刀法精整质朴，篆法严谨而舒展轻灵，绳墨之中有时代的气息。总之，韩登安的篆刻艺术上溯周秦两汉古玺、宋元圆朱、明清流派篆刻，同时又取时风之所长，功力全面，工写皆擅长，作品颇受到当时文人喜爱，且评价较高。
二、 关于韩登安多字印作品
多字印是篆刻中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特别是在近代，细朱文一系的篆刻家在这一领域的艺术表现突飞猛进，作品数量不仅多，且水平已超前代，韩登安先生更是其中的翘楚。他擅刻细朱文印，且没有受到老师王福庵风范的局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庄重严谨之中注重清秀浑肃的风貌。
从其多字印作品的艺术表现中足以说明这一点，王福庵先生擅刻一两句词的多字印，所作圆转流美，细劲平和，而韩登安先生擅刻完整的一诗或一词多字印，刻面大小由之，朱白皆妙，这也是他立足王福庵印风基础上的个人独创。
韩登安先生的多字印作品是其众多篆刻艺术作品中极具特点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诚如马国权评说其成熟期多字印代表作《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刻石》时所说：所刻细朱文印，观者叹为绝艺，擅作小字印及多字印，即一百余字，也安排妥帖，极尽穿插之能事，实印艺中之奇葩[3]。
《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刻石》，系多字巨印系列，是韩登安先生晚年代表作品之一，每印刻毛主席诗词一首，其中《送瘟神》两首合刻一方，共36方，该作品完成于1962年春至1963年夏，在此之前，亦有以毛泽东诗词入印者，多为以一句刻一石，而以一首刻一石者，似无前例。正如前文所述，韩先生擅作完整的一诗或一词多字印，而毛诗词系列刻石则是其该类作品之代表，也是作者篆刻艺术巅峰时期的经典作品。综观整套印谱，有的取法战国楚器铭文，有的取法金文、汉隶、六朝碑刻，更有以草书入印，或采用徐三庚、吴让之家法，又或表现浙派传统面目，总之面貌各异，轰动一时。
该系列作品中字数最少亦有16字，比如《十六字令》，字数较多的有110余字，比如《沁园春・长沙》和《七律・送瘟神》等，一般的基本都有四五十字。《七律・冬云》是该系列作品之一（如图1），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篆法线性以方为主，方中寓圆，同时又兼具徐三庚、赵之谦、吴让之稳健茂密之趣，挥洒如意，婉丽精致。
韩登安先生刀法则是继承了王福庵短刀碎切之法，用刀如虫蛀蚕食，漫不经心中赋予线条以盎然古趣，从而使得线条具有丰富的可读性，观其作品之章法，布局均匀整齐，错落有致，同时紧凑、穿插、粘连、呼应运用非常自如，宛若天成。
《七律・冬云》印面为圆形，圆形多字细朱文印起稿颇为不易，刻的过程中每一刀都必须一丝不苟，稍有不慎即全印告废，由此足以见出作者功底之深厚，精气之充沛。
再如《沁园春・雪》（图3）中细朱文之线条，骨肉停匀，多姿多味，结体严谨茂密，章法平稳妥帖，刀法细腻，该印虽长逾114字，而极尽穿插呼应之能，笔笔精到，密茂而收卷自如。
三、其多字印创作对我们的启发与影响
韩登安先生多字印堪称一绝，其师王福庵先生虽也擅长此道，但却未像韩先生那样在多字印领域投入如此专注的热情，而韩先生自己对多字印创作过程的一段描述足以使我们体会其对于多字印所投入的感情与精力之深：
“弟刻多字印……，写印稿时特别仔细，尤其是每一笔画的长短上下，穿插的左右，上下呼应，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力求字字停匀，方敢落刀，落刀时绝非一气呵成，若刻朱文，则先将空白处全部初步刻去之，然后逐字逐字整理，一次完成以后，用手指蘸浓墨轻轻抹于印面之上，便每字明显，作第二次逐字整理。全部完成以后，用印泥拓出初样，逐字细细审查，其有应修改者，用墨笔在拓本上标识出，然后再作第三次、第四次修改，期其千妥万适，或者再请别人审鉴，指出意见，再作修改，刻白文大致如此，欲求一次刻成，以弟愚拙，认为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事，即或成功，也是粗制滥造的，刻多字印时，或可备一小镜子，随时照照看看，大有帮助于字字稳妥可否也。”[3]
这段话颇为详细地描述了韩登安先生创作多字印的过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韩先生治印之一丝不苟与专注而严谨的态度。这是一位优秀的治印人必须具备的态度，更是我们作为后辈印人所要学习的宝贵品质。对于篆刻，韩先生认为它绝非轻而易举的雕虫小技，而是东方艺圃中最鲜艳的一株奇葩。在韩先生看来，治印必须通三功，明四法，所谓三功，是指文字、书法与雕刻，四法则是指字法、笔法、刀法与篆法[4]。这些是作为一位印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韩登安先生的多字印创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印学史上刻下如此灿烂的一笔，首先是因为其无比扎实的印学功底，他一直秉承“通三功，明四法”的原则，同时又强调篆书与篆刻的重要性，其自幼开始习写篆书，60余年来，临池不缀，从而造就了自身高超的篆书功力；其次，韩先生全面发展，兼收并蓄，吸收了诸多治印大家的长处却又没有局限于此，而是以此为基础，扬己之长，专注细朱文多字印；最后凭借自己长期对多字印的专注以及严谨和孜孜不倦的治印态度，从而卓然成家。简而言之，韩登安先生多字印艺术的成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而是取法乎上，以全面发展为体，扬己之长为用，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尽毕生之精力的产物，诚如先贤有云：追慕古人的高趣，别出新意成一家[1]。
四、结语
总之，韩登安先生的多字印，无论从入印文字范围、形式之广，还是从治印技艺的加工之精湛来分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古自今，也是无人出其右的。他在多字印领域的精深造诣，正是由于先生专注而严谨的治印态度，深厚的篆书功力和文字功底，更是由于其锐意探索的创新精神，最终奠定了其在印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这些对于我们后辈来说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乾良.书从印出――韩登安先生独创的篆书艺术[J].西泠印社.2005，（03）.
[2] 野田悟.韩登安的篆刻艺术[J].西泠印社.2005，（03）.
[3] 余正，沈继良.矫健清丽 浙派典型――记西泠印学先贤韩登安先生[J].西泠印社.2005，（03）.
[4]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浙江省书协学术委员会编.浙江书法论文选[C].香港：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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