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庵（公元1880-1960年），原名寿祺，后更名禔，字维季，号福庵，以号行，别署锄石农、微几、屈瓠、印佣、石奴、罗刹江民，性素寡言，70岁后自号持默老人，久居上海，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王福庵生于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其高祖为书圣王羲之，祖父王言为琅琊王氏武林支系第十五世孙，嘉庆戊寅恩科举人。
父亲王同于光绪丁丑科（1877年）高中进士，曾任刑部派驻福建、江西司主事。因当官非其平生所愿，以母亲病故丁忧归家，后再不入仕，以教书、考证校勘金石碑版、著书立说为乐。历梅青、黾山、塘栖、慈湖、紫阳等各书院山长。王同育有三子，其长子王寿抟为光绪丁酉科举人。二子王寿保虽无功名，然工书，写墨梅得金农法，偶亦刻印，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其三子便是王福庵。
在浓厚的家庭文化环境熏陶下，王福庵自幼耳濡目染，一心向学，对金石书刻的癖好深入骨髓。他曾说自己年仅12岁时即沉醉于玩刀弄石，甚至被父辈苛责，恐其荒落举子业。他却性近嗜深，爱好印章, 见丁（敬）汪（启淑）两氏印谱, 辄心仪焉，明知有荒废学业的可能，却仍然乐此不疲。
少年王福庵结识了长其14岁的杭州金石书刻家钟以敬。钟氏善篆刻，法西泠诸家，印风精整隽雅。在其留下的印作中，有宗陈鸿寿的，有仿赵之琛的，有拟赵之谦的，各印均深得神似，故当时同道推为浙派巨擘。其时虽负盛名，但对后学王福庵却热情勉励，真情相待，遂结忘年之交。其在“庶有达者理而董之”一印的边款中刻道：“王子福庵嗜金石，工篆分，而于猎碣尤得古奥之致。己酉孟春摘许书后序语属钟敬治印”。
20世纪初，刚过弱冠之年的王福庵任教于钱塘学堂——即后来的崇文书院，得闲经常与有共同爱好的丁辅之相聚于西泠孤山，切磋艺事不知疲倦。这丁辅之虽然不是丁敬的后人，但却是杭州著名的古籍版本学家和金石书画大收藏家丁申——八千卷楼主的后人。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福庵和丁辅之经常在西泠雅会，慢慢地又吸引进年岁稍长但同气相求的叶为铭、吴石潜。
光绪三十年（1904年）夏，王福庵、丁辅之和叶为铭聚集于西泠孤山之人倚楼，各出所藏古印钤拓集古印谱，于闲谈中探讨印学，遂有谋创印社之举。吴石潜闻风，随之响应。四位中青年志同道合，诸如谋地、筹资、征集文物、立碑、勒铭造像、规划园林布置、兴建楼舍等等，皆同力为之。经荜路蓝缕十年之久，西泠印社终于宣布正式成立。
印社建成，4位创始人不居功自矜，皆自谦不愿为首，遂推聘年高望重的吴昌硕为首任社长。吴缶老在其《西泠印社记》中写道：“社既成，推予为之长，予备员，曷敢长诸君子……”缶老谦称自己是印社的备位之员，此中可看到诸贤互尊互重、互相谦让的君子高风，令后人仰佩不已。王福庵与吴缶老在组建印社过程中结成至交。印社中的《观乐楼碑记》由吴缶老书丹，而请王福庵篆碑额，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吴缶老擅篆书而谦让，推邀王福庵篆额，同写一碑，可知两人交谊深厚，亦可知其时王福庵的玉箸篆已独立成格，为世人所共赏。
王福庵幼受庭训，耳濡目染，经常参与其尊翁著书、编纂、考证等学术活动，自少素养蕴蓄，打下了坚实的旧学基础。说来也是奇怪，这王福庵除精通篆刻，嗜好金石书画外，他还受到晚清西学东渐的影响，自学算术，竟精通了西方高等数学及土木工程测绘技术。王福庵成了不可多得的时才。铺设沪杭铁路时，他辞去教席，任职于沪杭铁路局。在随后的数年中，他奔波于沪杭、湘鄂路局之间。除测绘和计算土木工程，他还时常为友人写字刻印。对那时自由自在的漂泊生活，他曾刻过一方“幕天席地”的印以自况。
1915年，王福庵辑成了他的第一部印谱——《罗刹江民印稿》，印谱所收之作皆为湘、鄂铁路局供职时所刻。那时王福庵年仅三十五六岁，个人风格尚未形成，还处在转益多师阶段。视其印面章法、篆法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汉古玺及明清诸家，如白文仿陈曼生、赵次闲、吴让之，朱文效元人、浙派、赵撝叔等。此谱只钤印面，未拓边款，全8册, 共收入254方印蜕，可谓洋洋大观。此谱一出，求书求刻者络绎不绝，王福庵遂名声大噪于湘楚川汉之间。
王福庵精擅篆刻与高等数学的名声传到了北京。1920年春，王福庵受聘于民国政府印铸局为技正，那相当于工程师的职务，同事者有唐醉石、冯康侯等。1924年，王福庵又应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前身）之聘，出任该会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参与《金薤留珍》印谱的钤拓。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王福庵纵然出身于书香门第，但还只是一介平民，就是早出生几十年，就是高中了状元，他也未必得睹大内收藏的历代古玺珍品。王福庵于印学道行已深，这次经手钤拓《金薤留珍》，尽情欣赏了明清两朝帝王的玺印收藏，这不仅让他广开眼界，也成就了他为国民政府刻制大印之举。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王福庵随印铸局南下。由于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也由于秉性使然，此时王福庵的内心涌动起一股甘为闲云野鹤的情怀。这种不愿为官，想往鬻印自给的愿望日益强烈, 并常常反映在书刻作品中, 如“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等等。
1930年底，王福庵决意引退，虽获上司再三挽留，而其去意已定。他将眷属悉数迁沪，在四明村置屋一所，日夕钻研其间，所诣益进。此时所作“青鞋布袜从此始”一印传递了他的心态。他在是印的边款中刻道：“庚午冬日，自金陵至沪，遂心闲神怡。”王福庵又在“不使孽泉”一印的边款中刻道：“庚午冬月辞官来沪，卖字度日，刻此识之。”
那是段黄金时日，王福庵心无旁骛，专攻艺事，个人面目日臻完善。其印初宗浙派，后又益以皖派之长，复上究周秦两汉古印，自成体貌。整饬之中，兼具苍老浑厚之致。偶拟明人印格，亦时有会心。尤精于细朱文多字印，同道罕与匹敌，于近代印人中，允称翘楚。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之：法度精严老福庵，古文奇字最能谙。并时吴赵能相下，鼎足会分天下三。
8年抗战胜利后，王福庵与寓居沪上的丁辅之与叶为铭一起返回杭州西泠，所幸社址基本无恙。他们一面修缮房屋、整理物品外，又积极计议恢复开展社务活动，最主要的是要把社长人选确定下来。那时吴昌硕早已作古，而王福庵、丁辅之和叶为铭仍彼此谦让，谁也不肯担任社长。
由于王福庵曾在北京主持过印铸局工作，他想到了当时在北京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因此，当王福庵一提出请马衡担任社长，立刻得到丁辅之、叶为铭与其他社员的赞同。经过函电磋商，马衡也同意了。那年举办了西泠印社成立40周年大会暨重阳节雅集。因抗战中断了8年，那次雅集到会的社员也特别多。
之前，有记者和丁辅之、王福庵等几位先生在四照阁品茗，谈到请马衡作社长事。记者问道：“我真不明白，你们几位先生辛辛苦苦办起了西泠印社，而大家却不肯当社长，一定要请别人？”一贯沉默寡言的王福庵莞尔笑道：“我们创办印社，并不是想当社长啊！”
1949年后，王福庵步入古稀之年，然而壮志不衰，于书于印，仍矻矻以求，曾刻“不须计较更安排，领取而今现在多”字印自勉。他先后受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和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并在1955年任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委会主任。
1952年3月, 王福庵门人吴朴堂手拓辑得《糜研斋印存重辑本续》(1册)，收入王福庵所刻闲章77方。这些印大都是王福庵曩昔随兴奏刀，有些将成未竣，有些还未作最后修整，故为前谱所无。
1953年, 上海宣和印社出版了《福厂老人印集》（1册），其中收印75方，内录之印皆为丁仁、秦康祥、楼邨、张石园、方约、任书博等好友所作的名号和鉴藏之印。至此以后，王福庵因年老力衰，目力不济，刻印渐少，不久便封刀了。王福庵为了弘扬书艺印学这一中华国粹，让后学有更多的资料可借鉴，他亲自捧了内收印蜕8875方的《福厂印稿》101册，捐赠于上海图书馆。
就在王福庵去世前一年的1959年，他又将毕生所刻精品闲章300余方捐赠于上海博物馆。1960年初春，81岁高龄的王福庵不幸患前列腺肿瘤，手术未愈而辞世，艺林为之震痛。上海市文化局隆重为其举丧于龙华殡仪馆，四方前来追悼祭奠者逾千人。王福庵归道山后，家属遵其遗愿将其书、画、印、谱、扇面等2768件捐赠予他亲手创建，又使他梦魂萦绕的西泠印社。
其传世遗著有《福庵藏印》、《罗刹江民印稿》、《糜研斋印存》、《糜研斋印存重辑本》、《糜研斋印存重辑本续》、《福庵印稿》，以及《说文部属检异》和《糜研斋作篆通假》等。
印谱.教程.技法 - 分享
加微信获取：wenbaozhai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