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老相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方去疾先生组织上海的工农兵作者创作《新印谱》，我们上钢三厂职工刻印小组的成员有幸参与，记得当时一个月活动一次，除了《新印谱》，还创作了庆祝四届人大召开的《活页书法刻印选辑》等等。
高老的容貌特别令人难忘，再加上他与江成之先生是多年老友，我们这些后辈也慢慢与他相熟了。
1990年夏，我们钤盖了刻印小组成员的一些印章，订成一本线装本，其中包括江老和我们六七个人的40方印，之所以称钤盖而不是钤拓，是因为那时拓款技术还不熟练，因此只钤了印蜕没有拓款。
江老取李白《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的典故，取名《赧郎余事》，以“赧郎”象征钢铁工人，并提议可请高老题扉页。于是我和文骏兄就冒昧地来到四明邨高府，高老仔细翻阅了印谱，然后准备题写。
我以为高老对小篆烂熟于胸，这四个字提笔就可书写了，哪知高老却从案头拿出《说文解字》查了一番，才开始动笔，写好后我才知道，“赧”字右半的下面并不像楷书一样从“又”，而是从“叉”（见图）。受高老的影响，这以后我也养成了习惯，写字刻印，哪怕很熟悉的字，也要查一下工具书，不能光凭印象以致写错字。
后来，许多场合遇到高老，却很少深谈，高老身边总有那么多粉丝围着，老人又是有求必应的好好先生，我们倒不好意思再给他添麻烦了。
2015年夏天，静安区文史馆请柬谷兄和我，与高老作一次关于王福厂的访谈，这次有幸与他聊了几个小时，高老回忆起与福老交往的种种往事。当时他与福老同住四明邨，每个星期要请益好几次，见福老平时仰卧在藤榻上刻印，榻旁茶几上放一个茶杯，里面不是茶水而是白酒，还有一个印泥缸，里面不是印泥而是花生酱，刻印时福老常常用筷子蘸着花生酱再抿一口白酒。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一天，福老带来一包印石，要高准备一个橱柜，他有些印章要存放其处，而且不要告诉任何人。以后福老每次都会带一包印石来，逐渐积有300方左右，都是平头青田石的闲章，就是《麋研斋印存重辑本》的原石，其后某一天福老又把这批印章取回了，高老也不便问，再后来才知道，福老把这批印捐给了上海市文管会，后由上海博物馆收藏。
去年，我受上海市文联委托，编辑《海派篆刻家代表系列作品集·王福厂卷》，其中大部分印章原石就是上海博物馆的这批藏品。我问高老，一辈子刻了那么多印章，其中还有不少成套组印，他最满意的是哪些，高老想了想说，应该是《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当时每方印写好草稿都请福老过目，反复修改才动刀，刻得不满意再磨掉重刻，所以每方印都是经过两人精心创作的。
2016年夏，高老病重住院，我和炜羽兄代表浦东篆刻会去探视，当时他身体羸弱，说话也很困难了。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又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虽然只能坐在轮椅上，但又创作了大量作品，举办展览，接受电视采访，去绍兴接受“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等等，精力旺盛，比年轻人还要活跃。去年6月，高老又住院了，前不久遇到他的学生张勤贤，他说高老虽然住院了，但精神尚好，活过100岁应该没问题，没想到这一次，高老真的走了。
作为最后一位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高老参与了印社的不少早期活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海上印坛种种往事，如今斯人已逝，带走了一个时代的印坛记忆，真令人不胜唏嘘。（张遴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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