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写意冠之于篆刻是首创的。所谓写意，是相对于写实而言的，即得对象之神，而略对象之貌，并不是仅指手法粗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能认为此集中的作品得了对象——文字之神，而略了文字之貌，因此并不妥当。也许只有葛冰华的一些作品得公章之神，略公章之貌。
就写意的本祖——写意画而言，大多要比写实画更多地渗进了作者的审美情愫和思想境界，即更有“人”在。而在这个意义上评判，则此集中很多作品是当之无愧的，称之为大写意或也是不妨的。一个概念的最初提出，总不可能非常完美。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所以先推究几句。
就后一种意义而言，王镛作品的大气、石开作品的诡异、刘彦湖作品的锋锐、徐海作品的冲动不安等，我以为都有着性情的反映，都有真“人”的表现。我从自己的审美观出发，并不认为这里的具体每一件作品都是最好的。但我以为这种创作倾向是艺术走向最高境界的端倪，即便表现在作品上可能不讨人喜欢。
这其实依然是一种传统的境界。“书为心画”，篆刻也如此。吴让之的散淡，赵之谦的飘逸，吴昌硕的雄厚，齐白石的磅礴……都有着他们人性的丰采。这种丰采，同样在他们的绘画、书法和诗文中得到证实。所谓写意，写对像的精神，还是低一层次的；写作者的精神，又不违背对象的物理，才是最高层次的。
之所以老调重弹，是因为想到了“学院派”的一些创作观点。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新的学院派（因为学院派是一直存在的，但概念不尽相同，所以称“新学院派”也许更精确些）很注重具体作品的“主题”，并且主张调动一切因素，为强化此主题服务。如果在强化主题的同时，同样能反映作者的风格、精神，当然很好。
但实际上，就我所看到的某些“学院派”创作而言，因为作者各件作品的“主题”不同（“主题”如果相同，“主题”本身便没有什么意义了），为强化这不同的“主题”，便很难保证一种相对恒定的风格和精神，很难凸现作者的人性丰采。如果说这是学院派创作观在实践上的不成熟，那我们再观后效；如果说这种创作观必然导致作者人性风采的丧失，我以为这是一种倒退。
我很钦佩很尊重学院派在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探索，也衷心地肯定这种探索在目前取得的成果。但就“主题”而言，我觉得似乎更接近我文首所说的写意的第一种意义，即写对象之神，“主题”之神，而不是写作者之神。无论是绘画、书法还是篆刻，这一种意义都可以说是写意的第二种意义的基础，再高一点可以说是补充。但绝对不能说是第二种意义层面上的突破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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