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冈曾曰：“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的确，汉代是中国篆刻艺术的极盛时期，韩登安也多称篆刻“工于汉”。袁三俊在《篆刻十三略》开宗 “学古”中认为：“秦汉六朝古印，乃后学楷模，犹学书必祖钟、王，学画必宗顾、陆也。广搜博览，必有会心”。在桂馥《续三十五举》中，王兆云曰： “秦、汉印章，传至于今，不啻钟、王法帖，何者？法帖犹借工人临石，非真手迹。至若印章，悉从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灿然俱在，真足袭藏者也”。 秦汉印章，古朴浑厚，富有金石韵趣，自元代赵、吾大力倡导文人篆刻以来，习篆刻者无不以善宗秦汉为标榜。
汉印是两汉至魏晋时期印章之通称，使用范围广泛，制作精美，且风格多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两汉官印中将军印和少数民族的官印以凿刻为多。印文篆体方正 端庄，布局谨严有度而不板滞，变化多姿，其印风浑厚朴实，给人以淳静蕴藉之感。韩登安的篆刻在摹秦仿汉上，下了很深的功夫，既能掌握汉印的神髓， 亦能得到古玺、秦印的韵趣，只有很少数的篆作，稍失之拘谨，或可以更放意、自然一些。
⑴ 白文印“钱唐韩竞字登安印信”——仿汉印多字印，辅以切刀，形式上更为整齐。结体平直方正，风格雄浑典重。
⑵ 白文印“祝绍周印”——仿秦印田字界栏者，细线条有重韵，空间部分挺秀。
⑶ 朱文印“耿斋”——款曰：“吾涉世垂四十年，所更利钝非一。人遇我善，我善之；不善，我亦善之，未尝一息少易其守。人谓我耿，吾果耿耶！果信为耿，非耿 吾将焉守？吾行信芳，九死未悔。爰署其斋曰：耿，而自跋之。甲申九月十九日登安自制并记，时客大。”（1944年，40岁）仿古玺宽边细文者，左上的残破 自然，文字细如毫发坚挺。
⑷ 白文印“东壁图书府”——款曰：“‘东壁图书府’印社藏书处也。在仰贤亭之东，其北为‘宝印山房’。壬午花朝登安。”（1942年，38岁）仿将军印天趣横生，错落自然，锋芒毕露。
⑸ 白文印“谢稚”——仿汉玉印，章法严谨，笔势圆转了无板滞之意。
韩登安的篆刻是属于典雅一路的，将传统古典之唯美风格，作了较好的诠释与表现，受到当时文人颇高的评价。在《韩登安印存》中，绝大多数是姓名印与鉴藏章，这些作品多为仿古玺、秦、汉印之风格所篆成，另一部分则是其专擅之玉箸篆及铁线篆（合称细朱文）。
韩登安的篆刻艺术上溯周秦两汉古玺、宋元圆朱、明清流派篆刻，亦取时风之所长，因此功力全面，工、写兼善。
韩登安作为王福庵艺术传人，在加入西泠印社后，交往渐多，见识渐广。印风上多方取法，除了古玺及秦汉印以外，还取法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黄牧甫及吴昌 硕、乔大壮、邓散木诸家；另一方面擅刻细朱文印，依凭“继起应争第一流”的思想，并没有局限于老师王福庵已成的风范，形成了在庄重严谨之中注重清秀劲肃的 风貌。
例如，王福庵擅刻一两句词句的多字印，所作圆转流美、细劲平和，那么，韩登安则擅作完整的一诗一词多字印，刻面小大由之，朱白皆妙，这即是他立足于 王福庵印风基础上的个人独创。他刻的大印，如“铁如意馆”不规则朱文印，印文仅四字，恰似铁画坚挺，而线条顿挫有致，意趣苍劲。
1963年所作“王一品斋 笔庄湖颖谱”白文印（长方形，长8.7厘米,宽5.0厘米），款云：“王一品斋笔庄湖颖谱。癸卯初冬杭人韩登安刻”。此印章法端正稳重，切凿刀刀精饬，字 画笔笔到位，全印浑成一体。巨印字少，容易松散疲软，篆刻家多目为艰难，要力能扛鼎、意境浑穆，诚非易事。
韩登安1964年所作“沈尹默印”白文印(正方 形，近8厘米见方)，款云：“尹默社长教正。甲申上巳日西泠韩登安刻”。此印采用回文印法，“沈”、“默”笔画较多，“尹”、“印”笔画略少，各成对角， 虚实平衡，切刀遒劲；而转折之处，尤其喜用接笔，而与单刀小篆边款谐合，益见笔墨有力，意境深远。
宋朝诗人陆游《示子谲》诗中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治印亦然。韩登安一生印外求印的道路十分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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