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百年来第一本采集当世诸多个人藏品的古玺印图谱，所收绝大多数为近几十年中新发现的实物，择选精审，必要的数据信息也比较完备，看得出编者对于学术需要的考量。这一切，如果回顾一下千年玺印收藏史和研究史，确是盛世才可能实现的事。我记得当时在《后记》中读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会把《盛世玺印录》作为一个系列继续做下去，让大家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古代玺印。”现在，策划、编者不负众望，我们看到了面前的续一和续二。
近几十年来，古代玺印的艺术和史料价值日渐为社会所广泛认识，久湮于地上、地下的古印受到更多爱好者的关注和珍护，和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看到的铜器、钱币、官印进入回收站后命运不济的景况相比，真是恍如隔世。据我对国内外个人收藏现状的了解，可以作出约略估量：新发现的玺印接近甚至超过了历史上收藏的总和。这是一份值得十分重视的文化遗物，因此将分散于各地的玺印汇辑成作为艺术鉴赏和学术研究的专谱，供更多的读者分享这份故人文字之遗和才智结晶，是有远见、有担当的创意，当然也是一项需要付出诸多心力的工程。
初读续一、续二，我的第一印象是：所辑资料在多个方向突破了以往的认识范围，为古代官制、历史地理、古文字研究和断代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兹列举数端于下。
战国封君（侯）赐印制度，传世已有“春安君”、“广平君”、“武信君”等可信实物提供佐证。前者可知三晋封君已行玉玺之制；后两印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及扬州博物馆，我曾据以论析龟钮银印乃秦率先作为君侯赐印标志，而后为汉代承接。今《盛世玺印录》辑有“长信君”、“信安君”、“华成君”、“安薛君”诸印，皆为秦系文字而采用银质龟钮，由此不仅进一步夯实了上述结论，而且揭示了《战国策·魏策》所载长信侯、信安君不独为魏国所有。至于秦系亦见铜质鼻钮“昌武君印”，当是定制未行之物。
故宫博物院藏楚“南门出玺”，已有学者考为与战国市贸征税制度有关，今续编一中收入“俞市出玺”、“郏市出玺”，更为明确乃属楚地市贸管理专用印记。
与君侯封爵赐印制度有关的是“夫人”印的问题。初编辑录“襄安夫人”，与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右夫人玺”和广西金钟一号汉墓出土的“左夫人印”形成了链接，进一步表明南越国制度沿袭秦制的特点，也使我们找到了其后帝、王、侯配偶佩印定制的逻辑起点。
历史地理学者对秦汉郡制的研究，近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物资料条件。岳麓秦简中出现“江胡”、“江东”、“江南”郡，里耶秦简见有“洞庭郡”，加上西安新出封泥可推定诸郡，曾有之秦郡名较此前大为增加。续一所录“江胡干官”及续二所录“颖川干丞”既是秦郡有此特设官之证，也为秦江胡郡的存在提供了确凿的依据。据而可论定秦之郡制，在统一六国前后，一直处在动态过程之中。
至于汉初有“胡式君”之封，西汉有沈阳、成陵、受信侯国，皆失载于史籍而见之于本续编官印。萧氏《续后汉书·金琮传》载建兴三年孙权封琮为钱唐侯，领九江太守，今“钱唐国丞”铜印文字、钮式均属汉末风格，正得与文献互为印证，为钱唐的历史沿革补充了信实的一环。他如西汉之有“运”县，新莽于陇西郡沿置牧师官，隋有州名曰“隋射”，亦皆由官印文字存其史实。至于西晋官制，志书仅载其主干，本续编所辑官印可征得卫尉下有“南部丞”；司马名目除“平难”、“突骑”、“突阵”、“挫锋”、“破虏”等外，又有“电击司马”一种。诸如此类可补正史书阙疑者不一而足。以我一孔之见，已觉如行山阴道上；阐幽发微之功，尚更多有待当世贤达高明地继续探讨。
近几十年来新露面的战国秦汉私印，数量尤为可观，品类亦有扩展，相信辑入本续编的仅是择其沧海一勺。私印虽非关典制，然亦为社会风尚文化之反映。除了对古代姓氏和古文字研究多有资料增益外，于玺印形制、功用和印文内涵也存在不少值得注意的现象。
如肖形印发现了不少前所未有的表现题材；箴言一类玺印的语词也迭见增多，如“孝身”、“攸（修）行”、“可思”等为以往未见；巴蜀印中近年发现了一些新的图符，这些都在本续编汇录的实物中有所揭示。以私印钮式而言，所辑龙钮、泉钮及若干兽钮均有不同常式的造型演绎，拓展了人们对先秦两汉印钮艺术风格、题材谱系的认识。可以看出，本续编主者对私印实物的遴选尤其抱持了较高的艺术标准。即以书中所录汉代玉印、银印而论，其文字皆堪称华美精诣之品，足以凸现汉代印文书法、雕镂艺术的至高境界。相信读者展卷之时，游目骋怀，当会生发出一番思接千载的感受。
蜜成花不见。这些珍贵资料的背后是编者足迹南北东西的辛劳采撷，当然也有新发现的快慰，这也是我多年从事资料汇辑整理的体会，因而借此机会，对策划、编辑者的多年坚持，表示敬意；也对收藏者为艺林同好贡献美的分享表示敬意。
续编两部竣事，张宇晖先生来信嘱为撰序，因就初读所感缕述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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