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王君通隶法，名字采中郎。好古天机妙，多材雅事详。印摹灯照汉，帖摹拓追唐。何日编钟鼎，同登叔重堂。印谱，是辑集铩印篆刻的书籍的通称，始于传为宋徽宗敕集的《宣和印谱》，宋元时代有《啸堂集古录》等印谱，但均已亡佚。明清以来，随着篆刻艺术的发展，辑集印谱已蔚为风气。
《甄古斋印谱》，一册，为清篆刻家王石经所著。该印谱成书于清同治庚午(1870)年，有吴大澂、盛昱、陈介祺等行家的序跋。
陈介祺(1813—1884)，清鉴赏家、文物收藏家。字寿卿，号簠斋，晚号海滨病史、齐东匋父，山东潍县人。道光进士，官编修。精鉴定，有识见，好钟鼎古陶，尤好古玺印，收藏甚富，并题其居曰“万印楼”。有《簠斋印集》、《十钟山房印举》等，后者汇录古玺印一万○二百余方，选择极精，计一百九十一册，为空前巨著，并开创集各家藏印为一谱的先例。陈介祺这首诗，写于光绪二年(1876)，是题咏王氏印谱及其著者的。
诗篇一开头，就在印谱著者的名字上做文章：“王君通隶法，名字采中郎。”王君，就是王石经(1833—1918)，他也是山东潍县人，字君都，号西泉，与陈介祺友善，因而得遍览陈氏万印楼所藏古樱王石经继承汉印艺术，风格沉静精工，作品形神俱佳，为金石鉴赏家所宝爱和推崇。
人的名、字或号，有时颇能反映其人的思想、品性、志趣、爱好，王石经就是如此。 《石经》是汉代著名碑刻，为蔡邕所书。 《后汉书·蔡邕传》载：
熹平四年，与堂溪典……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这碑就是《石经》，又称《熹平石经》，后毁于兵火，仅存大小残石，称为“石经残字”。蔡邕(133—192)，东汉文学家、书法家，精音乐，也能画，博学多才。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官至中郎将，人称“蔡中郎”。书法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所以陈介祺说，王石经“名字采中郎”;而“王君通隶法”，也是与王石经对蔡邕和《石经》的尊崇、学习分不开的。
“好古天机妙，多材雅事详。”陈介祺自注引清代学者阮元语： “非天机清妙，不能好三代文字。”这是说，爱好夏、商、周的古物文字书法，要具备天机清妙的主观条件。所谓天机，就是天赋的灵性。陈介祺认为，王石经不但天机清妙，而且有似于蔡邕的多才多艺，他从事高雅的艺术创作，刀无狂发，极其审慎。陈介祺在《〈甄古斋印谱〉跋》中也这样说：
今之好古者，皆喜新而好奇。喜新则反常，好奇则背正，而识见远于古矣。西泉(王石经)作印，于篆文刀法，必求之古，若无甚新奇者，而不知无一近时人习也。
可见王石经的作品，不媚俗，不趋新，追求的是淳古雅正之美。
王石经的艺事，体现了取法乎上的原则。 “印摹灯照汉”，他摹刻古印，用的是灯明石，而灯明石的“灯光”，照清了汉代篆刻艺术的真面目。这用的是拈连的修辞手法。 “帖摹拓追唐”，他摹写碑帖，拓本追踪着唐代的书法典型。 “何日编钟鼎，同登叔重堂。”陈介祺进而说，哪一天再编纂商周的钟鼎文，这样又可以一同登入“叔重”的堂奥了。许慎，字叔重，是东汉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篆书家，他所著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字书，也是篆刻家必备的一部参考工具书。
陈介祺在诗的尾注中还写道：
西泉作印，与年俱进，昔师汉印，今则秦、斯(秦代篆书家李斯)金石刻，三代器文之法，有得于心，徒以古印求，非知西泉者矣。
这说明对于王石经的印艺，不能就印论樱作为篆刻家，王石经还由汉唐印章书法追溯秦代金石，上窥古籀，联结商周吉金款识，并与古文字学相合。他的特点是把博学多才和印艺专攻结合起来，从这点上说，陈介祺这首论印诗对今天的篆刻艺事，不能说没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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