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更关注印面本身，而忽略了印章侧面的边款，其实，款识文献通常会记录印章的制作缘由、工艺特点等相关信息，能体现历代文人书家丰富多彩的生活智慧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渤海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陈国成先生与其课题组成员用了一千多个日夜，收集、释读、分类、整理明清时期一个又一个边款，一条又一条文献，终于完成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清印章款识中的印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如今，这部六十余万字的《明清印章款识文献研究》终于由社科文献出版。下面，就让我们先睹为快，来看看浸透着作者热情和汗水、记录着历史风霜与岁月痕迹的印章和边款文献吧！
01 取法多样而又奇特的字体
下面这枚印上的文字造型是不是很奇特？这是黄牧甫先生的“绍宪私印”。作者黄牧甫先生在款识中解释说：轩辕以云纪官为云书，其笔画象气之卷舒也，汉人用以入印，仿为季度秀才。士陵。
“云书”是道家符箓中的一种写法，“其笔画象气之卷舒”，云篆入印的效果就如同鸟虫篆入印，只是云篆入印省去了一些类似鸟、虫、鱼等动物的抽象形态，保留了线条的卷起与展开，如同白描中的云，又似白描中的水浪。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借”不到的。
明清篆刻字法的取法来源非常多，不仅有对古代印章文字的直接取法、对古代碑刻中篆字的取法，还包括汉铜镜文、彝器文、古钱币文、秦诏版文、斗检封文、秦权文、残敦盖文以及各种古代壶篆等的取法。
下面这枚丁敬制作的“同书”印取法商周青铜文字。
黄牧甫将所能取法的一切用到自己的篆刻艺术之中，自成一家。“外人哪得知”印则取法汉瓦当文。“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筒瓦顶端下垂部分，有“秦砖汉瓦”一说。该印款识云：“拟瓦当文。丙申春三月，牧甫作。”
下面这款“何如”印取法于唐代碑刻。款识云：略师《峿亭铭》篆法。丁酉二月，牧甫为叔铭作。
印文有时甚至可能不是正儿八经的汉字，例如吴昌硕先生的“费押”印。其边款云：仿元戳为君直先生。这枚印是仿“元戳”，也就是取法元押印，“费”字取楷书，“押”字取“画押”符号。“元押印”主要是指元代的“花押印”，形状上多为长方形、圆形、正方形、葫芦形、鱼形等，并不是汉字，仅仅是一种符号，所以有人认为“押”可能是一种防伪符号，只是为了避免与别人混淆而设计。
02 别致的印章修饰与印面布局
别出心裁的不只有印面的文字，印章整体的形状也是非常吸睛。例如，黄牧甫先生的“端方私印”。尽管只是奉陶斋尚书命篆刻，形制却是相当漂亮。
又如，吴昌硕先生的“缶记”印。吴先生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一个边款，既有序，又有诗歌，好似一幅自然画卷，细细品来，回味无穷。
下面这方黄牧甫先生制作的“铣诒”印，印面边框纹饰奇特，但它叫什么呢？别急，款识中有答案：荔樵舍人先生属，仿汉人双龙边印。黄士陵作。
为了突显官方的威严庄重，汉代官印四边没有修饰，私印则不同于官印，在印章形式、文字、修饰上都比较丰富，出现了两面印和朱白相间的印文形式、鸟虫篆和玉印篆等文字，印章文字的周边出现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装饰图样。
印面的格局与分布主要涉及印文与边栏、界格的关系问题，这本书中不少印面布局优美，本身就是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例如黄牧甫的“崇徽”印。其款识云：汉人界格印，仿为遯园部郎。黄士陵。
如果印面空间不够，偶尔还可以把两个字挤到一个字的空间里，叫“两字合文”，例如吴昌硕先生的“一月安东令”印，其款识云：“一月”两字合文见残瓦券。沧石。不过，这在印章中极其罕见。商周青铜器上有很多“合文”，那是文字刚从图画脱胎出来时，尚作图画式排列习惯的遗留。秦代“书同文”政策促使汉字书写渐趋规范，“合文”不符合文字规范化要求，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于是退出历史舞台，秦小篆之后“合文”就非常少了，但篆刻家把它作为一种艺术处理形式来取法，仍然很别出心裁。
如果印面文字很多，怎么做到美观呢？明清印章款识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入印文字之间关系的记述，主要表现在对印文排布、疏密等问题的认知上。例如黄牧甫先生的“锻客”印。其款识云：填密即板滞，萧疏即破碎，三易刻才得此，犹不免二者之病，识者当知陵用心之苦也。
黄牧甫从疏密关系的角度对印章文字的排布作了辩证分析，认为文字排布得太过密集即“填密”，则印章会显得板滞；相反，如若印文排布太过疏松即“萧疏”，印章则会显得支离破碎。也就是说，文字的排布既不能“填密”，也不能“萧疏”，要有一个“度”的把握。
03 记录日常生活，体现传统文化
明清印章款识文献中，记录了大量的印语出处，如出自古代碑刻、出自古文经典语句、出自佛家用语等，不仅丰富了篆刻款识内容及形式，同时也保留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清代中晚期，儒、道、佛、基督教等并存，印人书家必然会受到多方思想的影响，并体现在其篆刻作品中。例如，赵之谦先生的“大慈悲父”印就记录了佛家用语“南无阿弥陀佛”。
赵之谦一生坎坷，经历过仕途的曲折以及家破人亡的沉重打击，遂将心中的苦闷的排解寄托于佛，但对艺术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他在印章款识中用汉隶刻“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有界格，文字舒展有度，浑厚中带有情趣，似乎在述说着佛家理念，给人以庄重宁朴之感。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坎坷，赵之谦把内心归于对佛的寄托，因此著录《铜佛记》，并刊刻于石记之。这枚印章款识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即便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文人生活的闲淡散逸也足以创造大量印章。比如吴昌硕先生这枚“梅花手段”。吴昌硕见到梅花欢喜，便制一雅印“作此自玩”，简直是随手拈来，看似不起眼的事或物，到了其边款中都充满了乐趣。
04 抒怀咏志，追思祈福
印章的款识中所记录的内容有很多种，可以是议论印章的所赠之人，可以指明印章的取法来源，可以议论篆刻的技法和审美，也有很多记录着印章的产生来由。
例如，篆刻大家吴昌硕梦到了亡故的妻子，于是刻下下面这枚“明月前身”印。这枚印取法“造像”，即在印章款识中作画，将人物的剪影刻在印侧，表达对亡妻的思念和祈福。这是将碑刻造像引入边款的大胆尝试。“造像”主要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在世的人、已故的人或者为自己祈福而刊刻的雕像。
不少文人雅士借印章言志，把人生的境界和志向倾注于这一方小印当中。例如，赵之谦的“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就在款识中抒发自己的心声：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既刻起语，复摘四句。同治壬戌九月，悲盦居士。这里，赵之谦借用杜甫的诗句，来表达自己身处困境，特别是心中抱负无法实现，流露出作者的悲伤与无奈。
吴昌硕先生很善于运用前贤的典故来表达自己的情操和追求，下面这枚“寥天一”印在边款中引用《庄子·太宗师》的原文，就是表达期望自己能够达到道家清净无为的境界。
此外，“雄甲辰”印也体现了吴昌硕先生的追求。吴昌硕先生一生经历大风大浪，晚年疾病缠身，但坎坷的人生经历不仅没有摧毁他对生活的向往，反而成为他奋进的动力。他在这枚印的边款中自创名词“雄甲辰”，表示自己欲与命运抗争，反映出作者老当益壮的气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别致的印章，动人的文字，在本书中真的是举不胜举！正所谓：一印一世界，款识见乾坤。欢迎您走进《明清印章款识文献研究》。
书以明清印章款识文献为研究对象，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清印章款识中的印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关于明清印学中的款识文献的整理和类编，国内外迄今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本书无论是在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成果结构、资料运用、观点论述等方面，都有很多的创新。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打破学科界限，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丰富明清印学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
陈国成，号疏堂，一九六四年七月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书法史与书法文献学方向博士。现为渤海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书法方向硕士生导师，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石峰印社社长，中国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翰墨薪传工程”专家组成员。
作品在全国展、中青展、新人展、青年展、草书展、篆刻展、刻字展等全国大展上入展、获奖二十余次，二O一三年获西泠印社国际篆刻海选一等奖，直接加入西泠印社。二O一七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资助。二O一八年留学意大利ACME 美术学院。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吾衍〈三十五举〉研究》《元明印论研究》《中国印学理论体系》《疏堂论书》《疏堂论印》《西风烈》等著作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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