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印的艺术特征是由入印文字、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时代审美取向等因素所决定的。汉代的刻石篆书不多，西汉见《群臣上寿刻石》、《鲁孝王刻石》、《买山地刻石》等。东汉有《嵩山少室石阙铭》、《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袁敞碑》等。但我们也能看到另一类铜刻篆书，如《新莽铜嘉量铭》、《上林铜鉴铭》、〈〈乘舆鼎铭〉〉等。碑额类篆书，如〈〈张迁〉〉、〈〈华山〉〉。还有抑印篆书，如砖文、瓦当文。尤其是后两类，对汉印有重要的影响。
在汉代，少府是朝庭的制印机关，规定了严格的用印制度。在印文方面，若用秦代的小篆，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时社会通行的书体是隶书，必然会把隶书的特点融会到印章之中去。事实上，当时的碑额篆书已透出了信息，景君、华山庙、孔庙、韩任铭、张迁等已与当时的印文很接近。这大概是缪篆风格的最好依据。我们知道，从战国末期至西汉中晚期，汉文字及书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隶书出现规范化，这可以从流传下来的大量汉碑得到证明。印章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必然会受到通行文字的影响。正如范文澜所言：“汉族传统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的特征一般地说，就是幻想性少，写实性多；浮华性少，朴厚性多；纤巧性少，宏伟性多；静止性少，非动性多。这种文化特征东汉以前和以后，本质上无大变化。”若用此来说明汉印实不为过。印章作为一种信物，国家在这方面有严格的规定。〈〈汉书·艺文志〉〉：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 书，八曰隶书。汉兴有章草。”
到了王莽，推行六书：古文、奇字、篆书（小篆）、佐隶（隶书）、缪篆与鸟虫书。从秦八体到王莽六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规定了印章的专用文字，这充分说明了印章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如前面所言，当时的汉碑额已出现了新的篆书，这很难说清是新篆书影响了印文还是印文影响新篆书。当隶书进入黄金时代后，篆书就退缩到印章领域。而我们今天所见的汉篆与缪篆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影响波及到当代。汉印给后世的印章创作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例，但也给后人戴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汉印的入印文字是缪篆，其字形方整，隶书味浓，在静穆之中求其灵动，由此决定了汉印的形式美。孙光祖在《六书缘起》中说：
“邈隶形体方，与印为称，故以玉箸之文，合隶书之体，曲者以直，斜者以正，圆者以方，参差者以匀整。其文则篆而非隶，其体则隶而非篆，其点画则篆隶相融，浑穆端凝，一朝之创制也。”（《历代印学论文选》第227页）
《印章集说》说：
“摹印篆，汉八书之一，以平方正直为主，多减少增，不失六义，近隶而不用之笔法，绪出周籀，妙入神品。汉印之妙，皆本乎此。”（同上第78）从这些论述可知，由于缪篆的特点，决定了汉印的总体格局。
从手工业方面来看，汉代的冶炼业较发达，为印章的铸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奠定了汉印材质所蕴含的美感。
从时代审美取向看，汉代审美是一种集体意志的反映，在个性方面较淡薄。总的特征是追求大和满，这可以从建筑、文学、书法、画像砖等方面得到证实。反映到印章艺术上，同样是大和满的审美取向。印文的方整缜密、屈曲填满、浑穆严整之美便从强屈印文中传神出来。当然，汉私印中写意类印、凿印、古陶印等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张扬，这只是特殊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汉印在中国印章上的地位。印章唯汉盛，其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后世篆刻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树立了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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