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枚隋唐官印的解读,附尺寸篆法结字布局及馆藏信息等

隋唐官印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一般在5至6厘米见方。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废除了泥封之制,开始用印色直接钤盖在纸帛上。在纸帛上钤印,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又由于纸用面积都较大,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放大了许多。尺寸的扩大,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所以隋唐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对疏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萌发了“九叠篆”的早期形态。

隋唐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篆法圆劲朴茂,结体行刀自然流畅,体势较为自由,显得拙朴生动。它即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印画布满,转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九叠文”形式,而是较少模式化,印的边栏也与印文基本相同,整体上谐调统一,气势浑然,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永兴郡印

隋代铜质官印。印面纵52 毫米,横52 毫米。此印己失,今见者为钤盖于敦煌藏经洞发现之《杂阿毗昙经》残卷末尾及背面的朱砂印痕。罗福颐先生曾将此印断为南齐官印,并由此推论官印加大而用朱文,最早见于南齐。20 世纪80年代有学者撰文对此印的归属进行了重新考正,此印风格和目前所见南齐官印甚至和整个南北朝官印并无相似之处,却与隋代官印基本相同,且北周时曾在瓜州一带置永兴郡,隋初方废。故此印当为隋印。


观阳县印

隋代铜质官印,鼻钮。印面纵53 毫米,横52 毫米。断代为隋代开皇年间,原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藏,现藏天津博物馆。清代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隋唐以来官印集存》著录。


桑乾镇印

隋代铜质官印,鼻钮。印面纵53 毫米,横54 毫米。断代为隋代大业五年(609),现藏天津博物馆。《周叔强先生捐献玺印选》著录。


崇信府印

隋代铜质官印,鼻钮。通高40 毫米,印面纵58 毫米,横49 毫米。断代为隋,日本太田梦太郎旧藏,现藏日本岩手县立博物馆。《枫园集古印谱》《书道全集》著录。


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

隋代铜质官印,鼻钮。通高29毫米,印面纵51 毫米,横51 毫米。断代为隋,发现于陕西咸阳韩家村。


左司武印

隋代铜质官印,鼻钮。印面纵52 毫米,横53 毫米。此印断代下限为隋代,为西安市文物商店旧藏。

在隋代官印中,字形与线条基本以圆屈为主,伸缩自由,部分印文呈波折状,如“永兴郡印”“观阳县印”等。个别印文在转折处仍见方折之态,“桑乾镇印”一印体现得较为明显。隋代官印字数以四字较为常见,也有九字印,如“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故章法一般不作平均分布。字大则占用空间多,字小则占用空间少,甚至根据笔画多少或章法布局的需要对笔画作挪移处理。如“桑乾镇印”中“桑”与“乾”互相穿插,而“印”亦取横势,“观阳县印”中“县”字舒展而“印”字敛收,文字不以等分来划分印内空间。纵观以上六方隋代官印,无论布局如何变化,印内空间均有充盈之感。

隋代官印,除上述印面的变化特征外,还有一点就是,在隋代官印印背上出现了款识(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这些款字笔画横平竖直,其凿刻痕迹清晰可见,具有方折硬朗之感。如“观阳县印”,背部凿款“开皇十六年十月十五日造”,“桑乾镇印”印背上的“大业五年”款,均记录了印章制作的时间。虽然当时印款的凿刻极其草率,仅是一种标注制造年份而已,但这些简率的楷书印款,正是中国印章边款的滥觞。


乾封县之印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唐代还有一些陶质的官印,如“乾封县之印”(通高15 毫米,印面纵58 毫米,横53 毫米。断代唐代早期,现藏西安博物馆),而绝大多数的唐代官印都为铜印。下面就几方代表性唐代官印,略作梳理。


齐王国司印

唐代铜质官印,鼻钮。通高36.5 毫米,印面纵56 毫米,横56 毫米。断代下限为初唐,现藏上海博物馆。

孙慰祖于《古玺印断代考例续》中考证此印为武德元年(618)至武德九年(626)所造,乃初唐官印之标准品。此印线条圆转流畅,印文排列均匀,空间分布上比较从容,可以看出制印者对篆法的把握得心应手。


中书省之印

唐代铜质官印,鼻钮。通高39 毫米,印面纵57 毫米,横56 毫米。断代下限为唐景云二年(711),现藏故宫博物院。

为追求印文布局上整体的匀称,印文中遇到笔画较少的字时,常通过盘曲笔画的形式使印面平衡,如此印之“中”字,竖画下部变成曲折状,这种屈曲处理既不突兀,也与其他字十分协调,同时也使整方印看上去自然有趣。


尚书兵部之印

唐代铜质官印。

此印目前虽无文献可证其时代,但根据印风可大致推出其使用时间约在中唐。根据印文文字的简繁安排印面,“尚”字体势上缩成扁平状。印文两行排列,左右基本对称,笔画间距大致均整,排列有序。章法处理上以匀称为主,印文体势和笔画的弧度亦处理的十分协调。


万年县之印

唐代铜质官印,鼻钮。通高38 毫米,印面纵55 毫米,横53 毫米。断代为唐代早中期,现藏上海博物馆。

唐印在布白上吸取了汉印的优点,但在笔画处理上则比汉印相对灵活,每遇曲折处也大都作圆转状,显得婉转流丽。此印在圆转之外,“万”字下部和“年”字上部的两处方笔处理,使全印柔美的气质中多了些许阳刚之气。


临海县印

唐代铜质官印。印面纵55 毫米,横55 毫米。断代下限为大中七年(853)。

此印笔画瘦挺硬朗,在印章法布置上,字字独立,不做交叠穿插状,四字所占位置大小大致相当,“县”字笔画的方圆结合上十分出彩。


诸道盐铁使印

唐代铜质官印,橛钮。通高50 毫米,印面纵61 毫米,横61 毫米。断代下限为唐代晚期,现藏洛阳博物院。

此印斑驳较甚,有一些笔画的盘曲和折叠,可以看作是宋以后叠篆的初始。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魏的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鼻钮升高,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此印印穿已消失,完全演化为橛钮,方便钤盖。


武夷县之印

唐代铜质官印,鼻钮。通高42 毫米。断代为唐代中期,现藏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1984 年,此印于广西隆安县农民耕地时被发现,据王克荣《广西隆安县发现唐代铜官印》(《文物》1990 年10 期)记载,出土时印置一铜盒内,印盒通高95 毫米,子口合盖,盖与身以铰链相连,作攒尖形加圆宝顶,四边镂空作心形。此印印背刻楷书印文“武夷县之印”五字,而不是像隋代官印凿刻造印时间。


唐金山县印

唐代印匣一般为方形,铜质,两侧有耳与印盖相连接,另一侧以子母口相扣合,可上锁,盖有顶,呈宝塔状。唐代印匣实物目前发现已有数例,除“武夷县之印”外,尚有“会稽县印”(纵56 毫米,横55 毫米,现藏上海博物馆)“金山县印”(1968年,浙江安吉出土,盖、器以子母口相扣合)“武平县之印”“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1993 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北郊唐顺陵附近韩家村田间)“武威习御图书”“渤海图书”(1984 年河南堰师杏园村李存墓出土,印章连同印匣同出于墓葬,内残存红色絮状物,孙慰祖先生以此推测该印匣兼作印泥容器)等。


贞观

唐代张彦远称“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这种鉴定书画墨迹之后所作的押署,后来为钤盖印章所取代,这是印章由实用向艺术转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徐浩《古迹记》称:“( 唐) 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府,锺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以‘贞观’字印印缝,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如后。”


三藐毋驮

韦述《叙书录》亦谓:“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帝令魏少师、虞永兴、褚河南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

经过鉴定的书迹,再钤上“贞观”年号印以作为识别,上行下效,此一行为引发了在鉴藏书画上钤印的风气,此一风气绵延至今,为书画的递藏、流传及考辨可谓功莫大焉。窦臮在《述书赋》中概要地记录了当时鉴藏印的大致情况,除“开元”印外,还有如太平公主武氏家胡书“三藐毋驮”印、魏王恭“龟益”印、窦臮“窦臮”印、张怀瑾“张氏永保”印、窦蒙“窦蒙审定印”、刘绎“彭城侯书画印”、李泌“邺侯图书”等印,其中唯有“三藐毋驮”印今尚可见于隋人古草书《出师表》中。(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175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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