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之称，源自战国初期(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三晋』的前身是春秋时期五霸中的超级大国—晋。晋从桐叶封晋(约公元前1034年)始，至韩、赵、魏三家废晋国末主晋静公为庶人(公元前376年)止，在中国历史上横跨六个多世纪，共历38君。如果从晋国建立，到秦统一中国，三晋经历了822年的漫长岁月。『三晋』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山西全省、河北省西南部、河南省北中部、陕西省北部和中东部、内蒙古中南部的广大地域。
由于晋国地处中原北部，该地区成为古中华东西南北中文化激流的漩涡。它在与各国频繁的交流中，融汇了各地区的文化精华，大量吸收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先进成果，兼收并蓄，融合升华，使晋文化达到了当时中原文化的顶峰。
文字特征
战国文字根据地域、文字特征划分为五系，分别为齐、楚、燕、晋、秦。各系文字特征鲜明。根据这些特征，从大量的六国金文、简牍、帛文、货币文、陶文中，均能找到与其相应的文字谱系，比如，楚帛书就以楚玺相类，齐《陈曼簋》等金文与齐玺风格相同，燕地出土的很多陶文，部分与燕玺相吻合。
晋系文字包括韩、赵、魏三国，两周与中山国也都属于晋系文字系统。从后世遗留下来的很多三晋文字看，三晋文字的结构及特征与西周春秋金文一脉相承，说明三晋文字在早期就已经发展成熟，而且日趋稳定。
从整个三晋体系的文字特征看，三晋文字体势整饬精严，用笔纤巧细腻。但不同的材质、制作手段，所呈现出来的三晋文字也多有不同。一些三晋金文就明显受铸造工艺的影响，铸铭文字多丰盈饱满，这类风格的文字倒是与『侯马盟书』有几分相近，由于书写工具发生了质的变化，『侯马盟书』更强调书写性、实用性，文字蚕头入笔，中肥末锐，结体扁圆。同样是书写，『温县盟书』就显得狂放不惊线条瘦劲，用笔如急风骤雨，笔势迅疾，这种笔势更接近錾刻在青铜器具及青铜兵器上的三晋文字。我们看这个时期的錾刻文字，基本上是以两种面目出现，一种是字体工丽巧致，形态修长劲健，笔法全用玉箸。另一种则恣肆遒劲，笔势多变，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极具秩序感。这些变化显然源自于錾刻的手段，由于线质发生了变化，线与线、字与字或倚侧或挪让或张扬或收敛，来寻求文字的韵律与平衡。这样的一种文字格调既符合晋人的审美需求，也更加接近三晋文字的本真状态。
三晋玺印也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审美格调，创造性的将三晋文字融入到方寸之中。受空间以及铸造工艺所限，三晋玺印的文字更趋整饬精严，体势也更加修长劲美。同样是铸铭，三晋玺印大量使用朱文，来表现三晋文字精巧细致的特点，精准地体现出三晋文字的特质。可以说三晋玺印在中国篆刻史上独树一帜，所开创的三晋印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晋官玺
从历代谱录及近年新发现的三晋官玺看，数量与三晋私玺形成很大反差。三晋官玺数量少的原因，除历史因素外，主要与当时国君对官吏所持玺印的典章制度有关。随着战国郡县制和封建官僚制度的推行，玺印即成了国君授与臣下权力的信物，凡是委任官职，都要颁赐相应的玺印，解职时则收回。《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载：『西门豹为邺令，……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愿请玺，复以治邺，……’文侯不忍而复与之。……期年上计，文侯迎而拜之，……遂纳玺而去。』《吕氏春秋·执一篇》载吴起对商文说：『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战国策·秦策三》说：『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韩策二》载公孙昧说：『甘茂与昭献遇于境，其言曰收玺，其实犹有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篇》载『梁车为邺令，……赵成侯以为不慈，夺之玺而免之令。』《韩非子·说林上篇》载孟卯对甘茂说：『公佩仆玺而为行事，是兼官也。』《战国策·赵策三》载公孙龙对平原君说：『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足见战国时期国君对于玺印的授予、收回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所以，后世少见三晋官玺多少与此有关。
三晋官玺的材质多见于铜、少有玉质，金银质官玺均未见著录。玉印官玺皆白文，在见录的三晋玉印官玺中，除上博藏的『匈奴相邦』外，多为『封君』玺，如上博的『春安君』『襄安君』及日本小林斗盦所藏『襄平君』总数不过十方。
三晋官玺的纽制，多坛座鼻钮，少见平台鼻钮者。多数官玺的形制与私玺相差无几，如果仅从形制上很难区分出官玺和私玺。也有特殊者，印纽形制显得格外端庄厚重。
三晋官玺多为方形、少有长方形，圆形及特殊形状者稀见。规格以15—18毫米较为多见，规格在20毫米上下者较为少见，亦有13毫米左右的官玺，与通常私玺规格相当。规格在25毫米以上者绝少见。目前见于著录的几方大型三晋官玺均为陶文，如两枚“□阳市”，规格在35—40毫米。近年来，又陆续发现一些陶文印迹，其中规格在30毫米左右的官玺陶文印迹多有出现，说明三晋超大官玺应该还是存在的。
另外，三晋官玺中除仅见的几枚玉质白文官玺外皆为朱文，目前，尚未见到金属质地的白文官玺。有意思的是与三晋毗邻的燕玺，其中私玺的形制、规格与三晋玺极为相近，而燕系的官玺，无论朱、白文均体形硕大，相反，燕玺中绝少见到规格较小的官玺，而且官玺的印钮形制与私玺差别也很大，这些现象都与三晋玺有着巨大的反差。我想这是否与晋人的审美或典章制度、铸造工艺有关呢?
三晋官玺的文字笔画，普遍比一般私玺略粗而且字腔均浅，这些特征可能与官玺使用比较频繁，避免磨损有关。曾见过一些三晋官玺实物，印体及印面四周棱角，因为长期使用而磨损成圆弧状。
三晋官玺的文字构成，基本以地名加官职名为主，也有官名和地名分开使用的。三晋官玺的文字排列主要以右行竖读为多，多字官玺右行分两列或三例顺读，每例一字或二三字不等，两字官玺多横读，亦有做上下排列者，三、四字官玺中有做横排横读处理的，有特殊者文字做反书。
三晋私玺
三晋私玺中朱文明显多于白文，白文皆有边栏。三晋私玺的规格都普遍较小，以10-14毫米大小较为常见，也有不足10毫米的私玺，20毫米左右的私玺极为少见，珍秦斋藏有一方36毫米的私玺就极为罕见。
三晋私玺多以铜质为主，少有银质，金质绝见，玉质、琉璃、骨质、绿松石等材质均较为少见。三晋私玺的形制以坛座鼻钮最为多见，印体嵌有金、银图案的极稀少，特殊形制的私玺如穿戴、带钩钮、柱钮、亭钮等均较为少见。
三晋私玺中，以单姓单名的两字玺最为普遍，单姓双名和复姓双名的私玺均较少。三晋私玺中，复姓单名的私玺有一定数量，其中复姓“司马”出现的频率最多，同燕系私玺中出现最多的复姓“公孙”有所不同，再如，三晋中的“郭”姓私玺以及只有燕系中出现的“乔”姓私玺，说明姓氏、人名存在着一定的地域性，其透漏出的历史文化信息，对研究族氏的来源、分化及当时的社会思想、习俗、信仰、道德观、文化、美学观念，具有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史上的研究意义。
三晋私玺中，姓名以两字右行横读为多见，有特殊者做竖列上下读，两字姓名私玺后加“鉨”或“私鉨”者极为少见。三字和四字私玺，大多为复姓单名或单姓双名和复姓双名的组合，复姓多做合文，复姓、双名文字在玺印中多有合文符号。排列形式有右行竖读，也有做右行横读排列的。
三晋私玺在铸造、打磨、修整工艺上，普遍优于官玺和吉语类玺。边栏内角四周及文字笔画在借助放大镜下观察，刀刻痕迹十分明显，在一些特定的角度上，刀刻痕迹有其规律性，而且文字笔画越精细刻痕越清晰，这些特征对于玺印的真伪鉴别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三晋成语及单字玺
三晋成语类玺印从内容和形制上，都要比官、私玺更为丰富。玺印的形制品种繁多，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心形、三角形、多角形及各式连珠形，印台上多带连珠饰纹。穿戴及五面玺较为少见。个别印体上有烙银工艺。有多种式样的亭钮、带钩钮以及禽、兽、人物钮。
三晋成语类玺印，规格大小不一，常见的规格在10—20毫米之间，较小的在8m毫米上下，超大的在30毫米左右。在成语类玺印中，文字笔画的挪让、增损、穿插、饰笔、借笔、倒置现象普遍存在，一些成语玺由于笔画省略过多，很难分辨文字内容。单字到四字成语较为多见，从朋友处见过一方15字的成语玺实属罕见。
三晋成语类玺印，多涉及吉语、励志、箴言、警句、诚信、言行，也有讲官、财、运等内容。个别单字玺，从内容上很难确定其归属，一般据其形制都归类在成语类玺印中。
从部分成语玺印的实物看，大部分明显存在使用过的痕迹，说明成语玺大多也是用来日常佩戴的。也有一些显然是未曾使用过，这类吉语玺的内容、大小、形制相同，有可能只是作为商品批量生产，专用于陪葬之用。
三晋古玺的审美价值
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革的时代，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青铜器作为当时最高科技的体现，铸造工艺、文化艺术出现了空前繁荣。此时，商周以来的青铜礼器逐渐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却得到了普遍发展。人类在长期的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在劳动中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创造了无数流芳百代的艺术杰作。
任何艺术作品，离开了形式美，就会失去魅力。三晋玺印所特有的形式美，构成了三晋玺印的外在属性及其组合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审美特征，充分反映了当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充分地把美学艺术内容和处理手段融合在三晋玺印当中。三晋玺印的文字美、形体美、线形美和材质美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体现了三晋玺印的实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这些奠定了三晋玺印的美学基础，铸造了三晋玺印的时代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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