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视一世，力能扛鼎，记不可忘却的金石篆刻大家朱复戡

张文康文：朱复戡，生于1900年，逝于1989年，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40岁后改名复戡, 系明代宗室桂王的后裔。清光绪三十二年, 吴昌硕见先师以“石鼓文”集联，落款为“七龄童子朱义方”,称其为“小畏友”。先师出道于清末, 成名于民国, 十八岁起出版字帖和印集。惜乎现在鲜为人知，其实，先师早已被历史记录为“国宝”级人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为画家张中原补仿邓散木为其刻的“张”字印，获得满意，兴来即说：“帮你介绍与吴昌硕同辈的朱复戡.”次日，我即持信拜见，令我惊异的是，当时先师正躺于椅上，双腿置于床边，高于身躯，是一位仿佛正在修复曾经沧桑的老人。仔细看了我印蜕，精神振奋地说：“你刻得蛮好，有邓散木、赵之谦和汉印风格。”一语道破我的来路。此时他打开一本原拓《复戡印集》，解读时，我被震惊得无法置信，翻到一方墨拓边款：“假令簠斋见此,必以为金村出土三代物也.”（见附2【朱复戡先生作品欣赏】“沥水潜龙”款）如此自信，足见《怎样刻印章》一书介绍朱复戡，金石考证精确，诗书画印无不精湛，堪称“现代四绝大师”,言之有据。我不敢费词赞评，前辈早已评论。张大千于四十年代中期介绍：“大千漫游南北,数十年来,所见近代名家书画篆刻,能超越时流,直入周秦两汉晋唐,熔合百家。卓然开一代宗风者,唯朱君一人而已，君以懒散成性，不求虚声。”五十年代初期，马公愚写道“凡有所作,无不古浑秀穆,度越前人,别开蹊径,自成宗派,实千年来一人而已”。凭借在先师七年之身教言传，我深深体会到，之所以称其为“一人而已”，实是因为其思想个性、人格力量和天赋,终将自然而然地让其“自成宗派”。

一. 早期

幼时从翰林王秉兰学《说文》和练习《石鼓文》，七岁即有“神童”之誉。跟随其父进入社会开阔视野，时常以“七龄童子”之名于大世界挥毫，赢得观众惊喜。后拜浙江三杰之一的张美翊学习古文诗词及书法。因从小受到一流的传统文化教育，其父得子为荣，父子约定“一不做官，二不经商”。决意树立志向，毕生为艺。十六岁时篆刻入选扫叶山房出版的《全国名家印选》，十七岁吴昌硕推荐加入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时俞语霜任会长，吴昌硕任名誉会长。在张美翊老师谆谆教导下，与康有为、章太炎、于右任、王一亭、谭延闿等名流交游，在此环境熏陶下，正如师母徐葳所常言“眼界极高，耿直自负”。十八岁时上海有正书局出版《朱百行汉隶魏楷字帖》。为孙中山秘书长杨庶堪刻制数方印章，深得其赞赏并以团扇相赠，题书“静龛以弱龄刻印,直登作者之堂。上海言刻印者,交推吴氏昌硕,其人年已八十,静龛适年十八耳,造诣已浸逼昌硕……”期间，又为张美翊玩赏的一方晋砖刻制“太康砖,晋初肇。中砚材,发墨藻，子子孙孙其永宝，百行造”。其师即兴题道：“使冬心叔未诸老见之，当畏此后生。”之后，冯君木又题：“朱生义方，天才骏发，临摹碑版，下笔即是。又工刻石，秦玺汉印，往往乱真。年未二十，驰誉海上，琪花珠树，诚可宝而爱也。顷为张蹇老造砚。铭词既雅，书刻尤古，合之砖文，可谓四美俱矣。”前辈的赞肯，使其不曾怀疑天才加勤奋，成功在前。有一次国学大师章太炎答学生问时因记忆不佳，说词有误，先师当面以《说文》辩证之。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书画篆刻界领袖吴昌硕，以石鼓文入印，是先师学习实践的引导者，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当代名家印谱丛书》，首册《吴昌硕印集》完成后，便出版《静龛印集》，吴昌硕题扉，罗振玉题签（见附2【朱复戡先生作品欣赏】）。同辈一时无两，前辈几人而已。观“杨庶堪印”（图1）、“梅虚草堂”（图2）印，以规范小篆，石鼓文笔意，酷似吴昌硕风格，“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图3）细朱文印，形似赵之谦，神如斯篆。

在题襟馆的艺术活动中，吴昌硕由其子吴臧堪陪同，每晚来到题襟馆，迎来名流、前贤都来玩赏字画、古玩。先师经常陪同吴昌老共餐、看戏。在闲聊的片言只语，领悟到了艺术真谛。曾在一枝香西菜馆见到欧美人，吴昌老说：“我国文字由象形、会意一步步演变成篆隶、楷书、行草，每种书体还有各种派别，成了丰富的书法艺术。欧美的文字，拼来拼去就是ABCD那么二十几个字母，怎么也拼不出书法艺术来”（《书法》1984年第五期《朱复戡怀念吴昌老》）。我国先民在自然中见山、水,创造了象形文字。大篆的图画美，小篆的图案美，所具有的天生美，奠定了成为书法艺术的基础。至东汉许慎以小篆（附200多个籀文）整理，并用六书造字法编著了一部《说文解字》，为研究文字来源，起到了权威性作用。吴昌老坦言：“我衰眊之作，是不足为法的”（同上）。促使先师把《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背得滚瓜烂熟。后直追三代金文，秦石诏版，汉碑砖瓦，朝夕临摹，功到自然成。又一次，陪吴昌老看戏，知其京剧研究稍差已，乘时问考，吴昌老答：“不求甚解，但赏其美”（同上）。在看《霸王别姬》时，却撞到了吴昌老枪口上，吴昌老说：“你看，细致的工笔草虫（指虞姬）衬以大写意的墨笔花卉（指霸王）两相对比，不是相得益彰吗？” （同上）。此时乃恍然大悟，原来吴昌老借视人看戏，产生联想，吸收养料，融合到书画印中。即在名噪一时，从张美翊写给先师百余手札中可得知“性气高傲，此时务从谦和入手。来函涂改草率，足见心乱如麻，此少年所大忌。望速息心静气，日观书卷，则益友自必愿交”。中国有句俗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是在失败中记取教训，重新再来。而先师是在成功中思考，昨日的成就非今日的自豪，在印界领袖、学术泰斗教诲下，更进一层，实是上佳的治学态度。他清晰地知道，做人、读书是基础，人是艺术的根本。为完善健全的人格，必须开阔眼界，与刘海粟一起先后游法，学西画。归来后，即受聘于上海美专任教授，讲金石书画课程。有黄若舟、来楚生、孙育孺为同班学生。先师曾告诉我：“记得来楚生，忘了黄若舟，来楚生篆刻有面貌，惜不够长寿。”在学长黄若舟晚年之时，见我即夸：“你一直在完成老师未做完的事。”我乘其兴问美专艺事，其答：“老师上课很风趣，经常吸引别班学生来听课。就是晚上跳舞晚了，次日迟到，仍开豪华车来，书卷老师，风流人物。”

先师交友甚广，各界均有知友，少时一根长辫就是被戴季陶一刀剪下。鉴于先师金石书画印、诗文综合才品，戴向蒋介石推荐当考试院秘书长之意。但传话希望他改变作风，此举有违先师本性，即于1930年6月回信：“但来书谓倘能改变作风，蒋必重用，此可言也，足下所谓作风，其实是我个性，个性天生，无法改造。”此话真好，与晚年言传“讲真话，心里舒服啊”相合。并回忆道：“以前张静江元老宴请吴昌老，就坐其旁，一老一少，蒋何有位？先师做人信奉三教，学术不迷信古人。譬如：“上馆子高价菜无味，比着有味低价菜，不是平衡了吗？”谈及学术观点，先师严肃地说：郑板桥行书参篆隶，鸟字下部讹变为“火”，不通《说文》，不要脸。”其创见“以篆入草”的书论，纠误不少古代书法家。又言：“刻印，刻什么，不就是学问。写字谁不会，而做人实难。”先师懒散、狂妄、真话,必妨碍世俗处事。但仍以“天生个性，无法改造”坚持终生。在无法求征张大千介绍朱复戡“懒散成性”还隐含什么？不就是一位天才，具有的懒散、狂妄、真话，成为了其治学的好处。不轻易练功，不虚假迎合，是为了不浪费时间，不自欺欺人。先师的习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有利于他人行事的良言。再则，指正学术的谬误，更是难得的狂妄。

图1

图2

图3

二．中年

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先师对青铜、古玉、瓷器、书画印鉴定都深有研究。临摹的千余件器物，流失于海外的达数百件精品。在散片留存中汇集的《商周艺文精华》可窥见一斑，其自跋写到“七十年来,积累盈牍，屡经散失，尚有余存，检筐覩此，恍如隔世。剪贴成册，敝帚视之”。细读古朴的铭文，精致的纹饰，庄重的器形和古雅的玉器，均以金石之气临摹成之。握着一支柔毫坚持七十年，是在体验三代彝器的原创，是在总结劳动者的智慧，是在发展创造现代青铜器。再读自跋“历代战乱，商周精器大都散落，沦入异邦，祖国最精宝藏，只能在外国博物馆院中，走马看花而已”。在历尽磨难的时期，依然承担赋予艺术家的使命，其自写诗句“应将生平心得事，尽贡所学献祖国”。表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在《跋陈簠斋藏器》考证了甲骨文、金文、二世诏版等文物。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朱复戡金石书画选》黎鼎题跋：“周青铜器晚清翰林学士徐乃昌旧藏徐字积余博学工书，此鼎完好无损，文字极精。”香港出版的朱复戡《大篆范本》铭文29件，均有释文，考证来源。铭文大都在器形内侧内底弧形中书就，整体结构布局，阻碍书写造成疏散，有失原意时，必须体察判断。其临摹，实为创作之商周遗意。先师曾编著的《说文古籀補》，以金石书法将每一个字写出若干不同字形，真实地展现大篆之美。但因战乱已散失，幸存一小部分曾赐示解读。长年来，先师观阅、究习、考证、临摹均过目不忘，精熟于心，使其开辟了独一无二的篆刻文字。

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古币文、陶文、秦刻石、诏版、汉碑刻、砖瓦，均属书写文。古玺文、秦汉印文，均属刻印文。先师从源头至原创变化入印。以书篆（书写文）加工为印篆（刻印文），书印同参，二者互补，即其所谓“书刻贵有金石气和书卷气。”书篆加工为印篆，恰如生菜加工为熟菜，才有味道。商周甲、金文先于古玺文，秦刻石、诏版先于秦汉印文。用古玺文、秦汉印文搬置印上刻制，等于一盘熟菜回炉一下。做人有趣味，作品才有味道。先师风趣地比喻：“‘古’字，结构恰似一个人的五官，横长了，眼睛分得太开，口大了，太张扬。距离比例分布合理，自然会美。” 其主张追根求源，以三代金文、秦诏刻石，依据《说文》按六书造字法考证篆书正误。一直以“小玩意儿”增点填实，左直右曲、上曲下直，一笔多用，多笔一用。用肥笔装饰性的符号点缀线条，使直变曲，正为斜，变梯形结构，产生动感。古人金光先说：“刻印先明笔法，而论刀法……。”先师的篆刻，金石文字，刀笔同参。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朱复戡篆刻》，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朱复戡印存》中，均可见独特的印风。“疁城汪统氏忒翁之玺”（图4）多字巨玺，团结照应，“疁”、“城”、“汪”成梯形，上下穿插，繁而不挤。“忒”字左下有小斑点，增添苍茫，以求创伤感的饱满。“潛龙泼墨”（图5），点画如拳师，结构似舞姿，内硬外软，曲直的线条，写意的拼笔，收放自如，富有节奏。“平阳汪氏”（图6），用古币文擬古玺式，“平氏”二字简，“汪阳”二字繁，斜角呼应。“平”字横画借边拼笔，简而再减，岀乎意料之外。“汪阳”字借内线外边，入手情理之中。“忒翁”（图7）以大小篆仿秦印式，“忒”字心部古玺文，“翁”字“公”部秦诏文，“羽”部汉印文，仅二字，三个时代融合一体，仍不失秦印遗貌。“汪统”（图8）秦诏参刻石入印，二字偏旁均是左右结构，人为地自然互穿，相映成趣。“汪统之鈢”（图9）。擬古玺式，不以玺文，而用金文，直追源头，强调书意。先师边款，正草隶蒃，无体不精，单刀辅助补刀，双刀时隐单刀，并将金石图饰，丰富边款样式。其内容，印论、题跋、诗词等，充实文人书卷气，体现了作品、人品的真实写照。如：“汪统忒翁信玺”印的边款（图10）、“太岁庚寅莫春之初鄞县朱起为疁城汪君刻沪壖”运用碑刻形式，碑额小篆，二旁龙纹。这些自立印风，均从源头至原创变化入印，形似古代遗貌，神如现代气息。故七十年代沙孟海乃致信曰：“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并非面誉。”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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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图10

三．晚年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期间，先师目睹亲朋好友遭受迫害，为免受于身，曾与学生徐葳（系师母）透露,决意隐于山东泰山脚下,艰辛的生活终将到来，其自嘲道：别人关进牛棚，我被赶入猪圈。又以“临沟观泻瀑，倚枕听鸣湍”诗句以乐。1962年，山东省政府得知先师在泰安，邀请赴青岛举行笔会，钱松喦、潘天寿、俞剑华、王雪涛、王个簃、李可染、陈大羽等相叙一堂。陈大羽问先师：“朱义方和您老是不是本家？我学篆刻就是从《静龛印集》开始的”。先师听了，笑而不言，俞剑华在旁介绍说：“朱义方即朱复戡的原名”。陈大羽乃恍然大悟。（原载郑逸梅文《朱复戡艺术研究》第2辑）这次的亮相，对先师触动很大，欲以艺术创造增加做人味道，自言：“篆刻，方寸之地足矣；书法，方尺之地足矣”。在那个年代，无人求纸刻石，适宜篆印，敝帚自珍，毫无应酬，不加压力，无有功利，易得佳作。1979年，沙孟海闻悉先师在山东，便邀加入西泠印社为理事，海内外社员们求印甚多，观“梅舒适”（图11）、“马国权”（图12）、“孟海沙文若之鈢”（图13）、“陈翱”（图14）等印，均以金文变化原创入印，极具个人印风。马国权曾在《近代印人传》介绍说：“变化彝铭以入玺。”

先师创立的篆印（篆写的印章），是表现篆刻印蜕效果。以纸代石，运笔如刀。试观拙编《朱复戡篆印墨迹》所收篆印作品，朱色、墨色的阴阳，光涩粗细的线条，在苍茫中显露了刀笔的神韵。篆印发挥了篆刻无法表现的精妙。先师曾言：“篆刻一枚，印数无计，篆印一枚，唯此孤品。”（下文篆印作品见图15）观“毛主席诗词”印,以秦诏刻石文，随字赋形，占地分配，左边二字占地大于右边三字，“词”字部件“口”之大，正是意想不到的合理。“毛主席万寿无疆”印，钟鼎文参石鼓文，“主”、“席”似钟鼎形，以大盂鼎铭肥笔进入书意，颇得西周遗意。“真如铁”印,秦铁权、刻石合参，真如“铁权”熔化铸成铁线，使之刚劲有力。秦刻石、诏版合参，“黄洋界上炮声隆”印,“炮”字宽度超常，马部采用大篆结构。无一减笔，保存文字规范，仍不失篆书的统一。“钱涯之玺”印，钱字“戈”部件，改为二点与鈢字斜角呼应，“涯”字部件也为二点，破坏原有结构，使其字更美观。 “贺天健”印以金文略参甲骨入印，三字像三人演一场戏，用点填线的装饰，“贺”字为主角，“健”字为配角，姿态各异，演技丰富，仰着“天”字，天人合一。“情深似海”印以金文、铜诏意，锋芒生辣，“情”字心旁挪移于“青”部件中，匠心独运，既符文意，又合六书。“牙门将印章”印，参用铸印修改凿印，体验汉人以秦篆变化入印，加粗线条，中锋直入，增强力量，“俯仰之间，己为陈迹”印，暗示了巨印中的巨印不能运刀篆刻，只能用笔篆印，方能达到效果。“振兴中华”印，以完整的青铜铭文，用全新的朱派面目，告白了线条仍是生命之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先师心有余而力不足，便将篆印提升了高度，打破载体的形式，扩展了视觉艺术欣赏。完全以艺术的审美表达“我所欲也”。拙编后记写到“先师早在二十世纪初叶即致力篆印的开拓。这里收入的六百余方篆印作品，即使一字之偏旁部首，甚至一个点画，皆追根求源，以三代钟鼎农具和秦权等形制纳入篆印；以商周铭文、图纹参用秦汉刻石化为边款；以英文古篆化旁围云纹中西结合成印；以青铜纹饰设计印钮；以精确的古文考证改动古玺印；以严谨踏实的态度自改印作。造诣之深，令人叹服。”实为中国篆刻史增添了一朵奇葩。

明清已降，印坛名家辈出，文彭首开流派鼻祖。丁敬切刀创浙派，邓石如“印从书出”创皖派，推进篆刻艺术的发展。赵之谦、吴让之跟随效法，赵又参汉铜镜文入印。一代大师吴昌硕更趋完善以石鼓文线条，熔合水墨,开创了篆刻写意之风格。先师取法乎上，以三代金文、秦诏刻石从源头至原创变化入印，书篆加工为印篆，加之精确的文字考证，成为开派的金石篆刻大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欲迁回沪上其间，于山东名胜古迹考证多处。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朱复戡補秦刻石》（见附2【朱复戡先生作品欣赏】），先师依据史料，按李斯笔法補齐了《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碣山刻石》，被称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伟大壮举”。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中华青铜文化复兴公司，先师设计的荣氏宝鼎、震泽神鼋、九龙幢、九龙五凤鼎,自谓“八十年代青铜器”，并先后立于上海玉佛寺、苏州寒山寺、无锡牛头渚等寺院景观。

先师之墓建立于苏州凤凰山,承师母之命，将先师生前设计的“青铜龙钮”嵌于花岗石，以其“将军洪武之子孙”印，双龙纹组合碑额.用其《白头吟》诗手迹刻于碑阴，沙孟海题：“朱复戡先生之墓”刻于碑阳。一方金石印章之墓碑，现已成为先师的艺术标志。（见附1【一组珍贵的老照片】）

在中国近现代金石篆刻史上，先师朱复戡是一位造诣非凡、富有创见、开宗立派的人物，对金石篆刻艺术贡献极大。在各种艺术蓬勃兴起的今天，理应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这既是对先师的肯定，也是对艺术的尊重，更是对艺术发展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