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纸墨拓取石刻上的文字或图像,究竟起源于何时,现还无定论。明清金石学家普遍认为,最早之拓本为宋拓本;现代金石学家马衡认为,“拓石之法盖始于石经”（《凡将斋金石从稿》）。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魏石经）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惜不见拓本实物。
现可知见之最早拓本有三,皆在清末敦煌石窟发现,即唐太宗书《温泉铭》、欧阳询书《化度寺碑》、柳公权书《金刚经》。其中唐太宗书《温泉铭》拓本末尾有题字一行:“永徽四年（653）八月围谷府果毅见（下缺）”为唐初人亲笔所书,故定其为此前之拓本无疑。其他二本纸墨相近,拓工精好,亦为唐拓本。借此,说明了明清金石学家认识上的局限。所以,拓本若以载籍为据始于梁、隋,如以实物为据则始于初唐无疑。
在唐代拓本不称“拓本”,而称为“打本”。西安有一唐代的经幢,其最后一行刻有:“元和八年（813）八月五日女弟子那罗延建尊胜碑打本散施,同愿受持。”意思是说,有一位名叫那罗延的女弟子建立了这个经幢,从这个经幢上打拓下的经文墨本撒发给大家。这“打本”二字就是打印成本的意思。同时,“打本”也成为一个名词。又唐玄宗《石台孝经》后,也存有:“臣仅打本,分为上下卷,于光顺门奉献以闻”之纪录;窦蒙《述书赋注》中有“周宣王猎碣十枚,上有篆文,今见打本”之句,由此可知“打本”是唐人称拓碑的正名。
到了宋代，欧阳修跋《武班碑》云：“后得别本，模搨粗明，始辨其一二。”又跋《唐中兴颂》云：“模打既多，石亦残缺。”这里，他随意用模搨、模打，都是意同词，指打碑而言，不是影写了。在宋代古人法书，大都用石刻或木刻的方法传承，不在用唐人摹搨的方法，故宋人所谓拓本、摹本，实际上已与唐人所谓“打本”同义了。
宋人黄伯思在《跋刘宽碑》中云:“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阴文,装为三帙。”此时出现了“椎拓”这个词语。椎者,用木椎打纸入碑字也;拓者,用毡包在纸上擦墨也。椎与拓都是打碑的工序,而椎的目的是为了拓,拓本这个名词便由此而来。此外,在宋拓本题跋中,亦有毡蜡一词,同为拓本之称谓。
清末随着照相术传入中国,石印、珂罗版印刷技术的应用,碑帖的复制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碑刻传拓这古老的复印方式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传拓技术的发明,使金石碑帖文字与图形得以如实完整地复制下来,其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文献保存与书法的学习,还体现在中华文化传承与发扬之功绩上,直到今天也是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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