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流派、一个群体、一个艺术形态甚至一个小的艺术特征的准确把握，都离不开融入文化大系统中去思考和分析。线条是构成汉字的基本元素，没有线条就没有汉字，当然也就无所谓印章、无所谓篆刻。篆刻美学的诸要素如篆法、刀法、章法、布白等等无不以线条为基础、为载体。有史以来各种印章风格、篆刻流派的变化沿革，实质上是线条的变化——包括线条自身的变化和线条组合的变化。
然而，自古对中国古代印章的研究和对篆刻艺术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技法层面上，都忽略了“线条”这一本质根源，而过分强调了处于表层的触手可及的表象的东西，诸如制造视觉效果、篆文大小参差变化以及刀法上的纠缠等等。偶有论及者，亦草草而过。本文正是针对目前印学研究的不足，在拙文《试论中国古代印章的线条规律与审美特质》的基础上，继续对中国古代印章线条的文化渊源进行研究，以寻求不同时期的印章线条产生与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齐鲁文化
齐鲁文化是中国最早形成的区域文化之一，其以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悠久的文化传统而闻名。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址遍布山东各地。齐国有更加开放和民主的学术氛围，兼收并蓄，包容百家，一度成为“百家争鸣”的中心。鲁国受殷商文化传统影响极深，建国之初在文化方面比其他诸侯国有较好的基础，一方面保留了较好的殷商文化，同时又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周人的礼乐文化，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鲁国所保留的礼乐文化传统比王室还要多。齐鲁两国皆民风朴实，文化发达。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齐系官玺皆凿刻而成，线条古朴、雄强、粗犷、疏朗，质朴古雅、气格开张，字形线条匀称，但不如中原文字整饬，布局随意性较大，显示了鲜明的“开放、民主”的齐系地域特色。
二、燕系文化
燕国地处东周疆域之东北部，国土辽阔，军事力量相对薄弱，战事较少，国家局势稳定，这对文化的独自发展具有很大益处，其文字和玺印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发展成为独特的个性风格。燕系官玺以白文方玺为大宗，文字多凿刻而成，文字结体规整，线条匀净，坚挺有力，有些印的文字线条锋芒毕露，可明显看出凿刻的痕迹。线条笔势大多具有辛辣阳刚之态，应该与长期同夷狄杂处的北方人多粗犷豪迈之性格的融入有关。
三、三晋文化
三晋指三分晋国的赵、魏、韩。三家所用文字皆为原晋国文字，没有大的差异。三晋文化特性包括民族融合性、兼容并包性、地域差异性、黜华尚实性。三晋文化不仅受到夏文化的影响，具有原始、质朴、忠厚等特点，而且由于在地域上靠近戎狄，在与戎狄等少数民族政权长期融合的过程中，也受到这些少数民族的影响。这些戎狄之人在与华夏族融合的过程中，把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也融入华夏文化之中。三晋正处在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交会之处，为三晋文化带来了活力，使三晋文化心态更为开放，较少旧传统的束缚。在三晋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从学人的精神气质、学术思想和艺术风格看，似乎有一条主线贯穿其内，那就是质朴、真淳、直情、豪放、务实。这是土地贫瘠而文化积淀丰厚的黄土高原培育出来的，是三晋人民情感、愿望、理念和志趣的结晶。
根据目前考古发现的晋系官玺，其材质分为两类：一是铜质，一是玉质。铜质官玺皆为阳文，一般作方形玺面，尺寸大多较小，大都为宽边细文，多为铸造。玉质官玺，玺面均作方形，均以阴文为之。线条劲健挺拔，线条劲细，文字秀丽，结构端庄整饬。
四、荆楚文化
楚文化历史悠久，是我国古文化的重要一支。它以江汉地区为中心，在原始宗教、巫术、神话的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南国文化。楚国向外扩张的重点是南方，其文化融会了南方各族土著居民的文化，又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宗教、民俗、艺术等方面更多地保留着巫文化的特点。如《汉书·地理志》:“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南方文化“畏鬼”、“信祀”的特点，在楚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此外还存在地域性的因素，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两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艺饶食，无饥馑之患。”这种较为容易的生活环境相对于北方那凿地穿冰的艰辛来说，自然有一番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趣。从社会性因素看:南方既是山川相缪之区，又是夷夏交接之域，在楚国强盛起来以后，从典章制度到风土人情，无不参差斑驳。蒙昧与文明，自由与专制，乃至神与人，都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社会色彩比北方丰富，生活节奏比北方欢快，思想作风比北方开放，加上天造地设的山川逶迤之态和风物灵秀之气，就形成了活泼奔放以至怪诞奇谲的浪漫主义风格。
楚系官玺除了纵、横和斜向的主笔线条为直线外，其他线条大多为弧线，极具活泼感，圆中有逸，劲中带秀，无限优美。印面多为白文，有边框，部分还有十字界格或竖界格。印面多凿成，结字奇诡，体势多变，刀法酣畅，笔意显豁，文字天真，线条流丽，结体散逸，浑成古朴，秀而不媚。楚系古玺与楚地金文及简书文字风格相近，线条简洁舒畅，印文顶足印边，疏密对比强烈。在先秦古玺中，楚系古玺文字的风格最具地域特色。
五、秦文化
秦文化具体指秦族（即建国前的秦人）、秦国与秦朝文化。由于秦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因此秦文化中全国性的东西要远远重于地域性的东西，不像其他地域文化那样，仅仅限于一隅之地，而每每涉及到许多秦以外乃至全国性的东西。
秦文化厚重、恳实、倔强而执着；坚韧而简朴、务实；严守等级，集权。作为独立的文化形态，秦文化有着显明的个性。黄留珠先生在《秦文化琐议》一文中，将其概括为“三个主义”，即集权主义、拿来主义、功力主义。集权与秦历史上长期处于军事战斗状态有直接关系，军事斗争必然要求权力集中，绝对服从，这里没有给民主留下任何席位。集权文化带来的必然是平直、方折与整饬。秦文化的的确确又是拿来主义文化。考古发掘表明，秦人远在居西陲时便开始“拿来”周文化，建国后更是全面地“拿来”周文化，其玺印线条于方折为主的基调中见圆转流畅，变化较多，富有笔意。斜笔、圆笔也不作方正处理，古拙、率意、朴健。印文线条与界格线条不求平行一致，通过微妙的倾侧变化，形成一种从容不迫的动势，与界格形成动静相生的对比变化，印面生动有趣。秦印线条在苍浑中加入了工致，但不如汉印那样畅达率直，显现出一种顿挫迟涩、意味隽永的韵致，给人以使刀如使笔的感觉。
春秋中后期，秦国的文字已颇具地域性面貌。到了战国中后期，直接孕育了后来的秦小篆。战国时期的秦系官玺，与殷周文化有明显的呈递关系，其文字较多地保留了宗周的传统正体，略近于西周晚期的金文风貌。虽然有趋向简便的变化，但更多地是用平直、方折的线条去改造正体，字形相对稳定，也较为整饬。这与东方各国的异体纷呈，急剧变化与混乱的情况有明显的区别。
六、汉文化
汉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得到总结的直接产物，是中华传统文化成熟的标志，它突出的基本特征是多元文化基础上的统一和统一条件下的文化多样性，共生并存。汉文化表现出了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谐性与创造性，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博大兼容”的特点。既能坚持本土文化的传统，又能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己，为己所用。其融合了秦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以及西域文化而来。不仅融合了历史上的南北文化，摄取了异域各国的文化，而且对先秦文化典籍作了大的整理，形成一个包容各种文化的复合体。汉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继先秦以来的又一高峰，以经学为主要内容的汉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汉文化的主干。
汉印是古代印章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达到的最成熟的阶段，它以其和平敦厚、庄重典雅的面貌，成为后世历代印人心摹手追的典范。汉印的基本形态是平正的，无论文字结体还是章法构成，都体现了平正这个基本法则。汉印的整体气息是平和的。不激不厉，不温不火，遒劲中含蕴藉，刚健中见敦厚，堂堂正正，既有庄严而雍容的气派，又给人以宁静、安详和稳定的感觉。并且于凝重、醇古的风貌中展现一种博大恢弘的气格，这是汉印风格的精髓所在。
汉印线条是平实的。但是在横平竖直的基本线条形态中，却有着刚柔曲直的细腻变化，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严整中有流动之气”。（赵之琛“丛桂留人”印款）汉印线条的取势，横线多略带弧形，转折处笔方而意圆，这与汉印中劲挺峻拔的线条构成刚柔相济、含蓄流畅的情趣，显现出协调和谐而又生动活泼的优雅韵律。
汉印风格的形成与成熟，是随着汉代官印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随着汉代摹印文字的规范和完善，而同步演进的。汉印文字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其结体由紧而宽，线条由细而肥，线条由圆而方，印面由不填满到填满。其线条的统一性、包容性、含蓄性，正是汉文化表现出的多元性、统一性、包容性、和谐性与创造性的反应，体现了汉文化“博大兼容”的特点。
七、魏晋六朝文化
汉末至隋约400年，基本处于长期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汉帝国崩溃以后，分裂、割据取代了集中统一，中央集权制遭到了严重削弱，实际上是两汉以来儒学独尊地位的丧失。精神文化相对解放和自觉，原来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表现出开放型文化宽容精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统治阶层，是门阀世族；具体说，是中原、江左的世家和山东、代北的勋贵。文化领域也是这一阶层占据着统治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的政局不稳，战乱不断，江南经济开发，北方经济恢复发展和民族融合等特点。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时代，这种自由导致了对礼教之防的突破，对美的追求，各方面都显得颇有生机、颇为活跃。
这一时期的官印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用刀若刻若凿，线条稍显纤弱，风格舒放自然。西晋官印线条稳练畅达、坚实秀劲，一改东汉官印横画略呈弧形的习惯，除少数特定的圆笔，一律横平竖直，停匀工致，线条起止处棱角分明，较之西汉官印，略多方峻之气，较之东汉官印，又显得蕴藉一些。线条转折处，多外圆内方，刚健中具含温润之气。东晋官印线条趋于细瘦，笔意草率，转接生硬，排布不匀，从整体上显出寒伧荒疏的时代风貌。
八、隋唐文化
唐代上承隋代，国家一统，经济，政治与军事，都呈现出繁荣强盛的状态，唐代的君主推行开明、兼容的政策，文化氛围融洽和谐，与西域各国的交往，为唐代注入了新鲜、刚健，豪爽、活泼的血液，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形态。在当时世界上并存的几个大国中，东罗马帝国已经衰落，天竺（印度次大陆）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大食作为新兴的军事强固刚刚在崛起，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看，唐王朝是最为兴盛强大的。培养了强固的民族自信心与高昂的民族自豪感，造就了开阔的胸襟和自由无拘的心态。被学者们概括为“盛唐精神”。
隋唐人在建设自己的新文化时是力图“复古”的，即恢复、发扬先秦盛汉的优秀文化传统。“不薄今人爱古人”，以开阔的胸襟和敏锐的鉴别力去接受、汲取前代的遗产。隋唐文化不同于六朝文化的华美、纤巧，也不同于两宋文化的雍容、和平、自然，而是雄奇超逸、宏伟壮丽。
隋唐以后官印，多为铸造而少见凿刻。唐官印印面大，其特有的“蟠条印”线条均匀一律，且以圆转取势，弯曲的铜条形成的圆润的曲线，会产生一定的运动感和节奏感。这种风格奇正相生、文质兼具，华丽而不流于浮艳，端严而不失于板滞，表现了乐观向上、博大开放的精神风貌。
九、两宋文化
宋朝是一个虚弱的朝代，苦苦维持了三百多年，历代曾见的“盛世”，似乎与它无缘，它所有的只是党争的倾轧、奸臣的弄权和人民的造反。宋代的文化发展趋势，也基本上与其积弱积贫的国力相应，总体的格局和气度，始终难以和强盛的唐朝所表现出的恢弘相比拟。
宋官印不再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采用铸造法，线条之间也不如隋唐印疏阔。隋唐之后，印体增大，且采用朱文线条。朱文线条粗则丑陋，细则疏空，在这种情况下，为求平满缜密，唯有盘旋曲叠。叠文形成并成为宋官印普遍采用的文字形式。叠文线条盘曲，铺排停匀，目的只是装饰印面。至宋代，叠文成为固定格局，这是官印制作中按一定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
十、元代文化
元朝是由北方游牧的蒙古民族建立的统治政权，儒家传统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宽松和礼法秩序的弛懈，出现了所谓“思想解放”的局面，它为宋代以来汉民族区凝滞文化的新裂变提供了客观的环境和可能，人在可以找回自己的同时与社会达成了新的平衡。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并存，既行汉法，又存蒙古法，中原传统的汉文化和特点鲜明的蒙古文化，构成了元代文化的基本格局，蒙汉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
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元代，大批汉族文人强烈地感受到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哀痛与苦闷，他们往往怀着苟且偷生的心理，寄情于文化艺术，文人印章开始兴起。线条匀细流畅，富有弹性，在中规中矩中流露出一种画如铁石、婉转流动的美感。文人印章的线条，主要是提高文化含量，体现出印人修养和才情。此时，官印也开始了对文人印的兼容和吸收，注重笔趣，暗含着一种回归小篆和缪篆的倾向。有些官印则是几乎完全摆脱了叠文的羁绊，采用小篆入印，略加盘曲，文字典正，布局渊雅，落落大方，与文人印同调。
十一、明代文化
明代文化由宋元文化发展而来，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明代经历了传统社会与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突出表现了传统文化的成熟，即文化专制的空前发展。后期则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变异，即多层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主文化的转换。明代文化的繁荣表现出来的不是帝国文化的辉煌，而是民间文化的发展。
由于专制政治的种种限制，明官印等级分明，在官印质地、印体厚薄、印面大小、印文篆体、印钮的台级，甚至叠篆层次，都有明确的规定。一品至九品皆九叠篆文，御史八叠篆文，不能随便更改。叠文官印，到了明代印体再度增大，印边更加宽阔，文字趋于呆滞板塞，已成为图案式的僵死的线条堆积，其铸造技术虽精，印面文字却了无生气。明中叶以后，随着专制政治的削弱，民间文化迅速发展起来，私印获得了很大的改观和进步，印学昌盛，但对于官印，文人似乎已不预其事，这使明清官印无可救药地走进了呆板僵化的死胡同，成了官样文字。可见，半个多世纪的极端君主专制政治明显地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
十二、清代文化
清代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反思和系统总结时期，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时期，更是古老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转型时期。既富于总结性、各民族文化的空前融合，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等积极方面，又具有封建统治者极力控制文化事业，在文化中随处可见统治者直接或间接施加影响的消极方面。
清官印最大的特点是在一印之内并用满文与汉文字，官印上所用“清篆”，是改造成为篆书体式的满文，而“汉篆”也与明代以前的叠文有明显区别，屈曲折叠之笔大减。清官印皆宽边大印，一律阳文，印文线条细瘦，大量的清代官印出自工匠之手，印文水平低俗，几乎看不到当代金石学和文人篆刻家对官印文字的影响。
（注：本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国古代印章中的线条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主要参考文献：
①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5月。
②西中文《书海蠡测——西中文书法论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5月。
③黄留珠《秦文化琐议》，载《秦汉史论丛》第五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
④赵昌智、祝竹《中国篆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
⑤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重庆出版社，1992年11月。
⑥熊铁基《秦汉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5月。
⑦商传《明代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5月。
（注：此文发表在《书法赏评》2009年第5期4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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