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家族的印学文献整理,罗氏三代共五人对印学贡献

摘 要:罗振玉家族作为晚清、近代最出色的印学文献整理者,三代人先后投身于古代玺印文献的整理、辑录和研究之中。罗氏三代共五人都是古代玺印的收藏和辑录者,其著录玺印多有纠偏前人之处,同时罗氏家族也是印学文献的优秀著作者,其各自的印学著作在中国篆刻史上都享有崇高地位。在着重印学文献的整理、编著的同时,罗氏家族深入总结中国古代玺印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玺印可以有助于补正史志之阙的理论判断,提升了玺印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整体视野。这其中,尤其以罗振玉及其子罗福颐成就最为突出。

关键词:罗振玉 罗福颐 家族 玺印 文献

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的金石学研究领域,以罗振玉为中心的国学、金石学大家们,如王国维、蔡元培等人可谓一颗颗耀眼的星辰,影响了整个时代的研究和学术。除了交游师友之外,在以罗振玉为中心的家族之中,也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印学整理和研究的学术群体,这个家族体现出来的代代传承的印学传统十分突出,整理和存留了一大批印学文献。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是中国晚清、近代著名的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农学家、教育家,众多身份之中,尤以金石、考古身份最为知名。罗振玉育有五子一女,长子罗福成,次子罗福苌,三女罗孝纯,四子罗福葆,五子罗福颐。几个子女之中,长子罗福成、四子罗福葆和五子罗福颐均曾参与或协助罗振玉整理古代玺印的相关文献,其中,以五子罗福颐成就最高。罗福颐(1905—1981),字子期,又字紫溪、梓溪,晚号“偻翁”,金石大家罗振玉的第五子,曾任职故宫博物院四级副研究员,兼任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亦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会、中国古文学学会、西泠印社理事等职。罗振玉作为金石学研究的大家,十分重视玺印的寻访、收藏、著录及研究,他在玺印的寻访和收藏实践活动中,具备印学文献著录的自觉意识,在著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身的玺印研究理论体系。

罗振玉从少年时代开始,偶然得到一枚汉印,奉之为宝,随身佩戴,后来涉猎历代印谱文献;中年以后,游历北京、山东等地,搜求古代玺印,积印数千枚。罗振玉去粗取精,择其精善者,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陆续辑录成印谱文献。1911年,罗振玉成《罄室所藏玺印》八册,辑录古玺印498枚,每页一印,其中,收官印52枚。1912年,罗振玉又集成《罄室所藏玺印续集》五册,辑录其旧藏古玺印189枚,其中,官印37枚。1915年,罗振玉辑成《赫连泉馆古印存》一册,收录古玺印332枚,每页六印,其中官印38枚,私印及吉语、肖形印等294枚。《赫连泉馆古印存》也是罗振玉著录古代玺印的代表作。1916年,在罗福颐等人的协助之下,罗振玉又辑成《赫连泉馆古玺印存续》一册,此册收录古玺印492枚,每页六印。其中,官印62枚,成语、单字及其他玺印430枚。1916年,罗振玉将其积三十余年收藏之功的隋唐以后的官印辑为《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一卷,含补遗、附录各一卷,此册收官印280余枚,每页刊印一至四枚不等。其中,隋唐时代官印近二十枚,隋唐以下官印260余枚,成为研究隋唐以来政治制度及古代官制的重要文献。1923年,罗振玉辑成《凝清室古官印存》二册,收六朝以前官印整100枚,每页印一枚;同年,辑成《凝清室所藏周秦■印》八册。1925年,罗振玉辑成《西夏官印集存一册》,收录西夏官印33方。罗振玉主要根据印章边款对西夏官印进行拣选,此册之成,体现了其辑印专题化的學术特征。1936年,罗振玉辑成《贞松堂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一卷,收录唐宋以来官印56枚,一页一印,此册为罗福颐奉父亲罗振玉之命辑成,与《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所收官印不同,与之互相补充。罗振玉辑录玺印文献之丰硕,罕有其匹,其辑录之外,又将自己的玺印研究心得笔之于诸多印谱序跋之中,虽零金碎玉,却不乏真知灼见,只言片纸,难掩芳华。

通过罗振玉的诸多玺印理论文字,我们可以粗略地将罗振玉的古代玺印研究成果梳理为三点:首先,著录方面,一洗前人杂糅无序、疏于考证、不善传播之弊,系之以先后时代,并加以初步考证,刊行于世,虽未能做到尽善尽美,然而也树立了印谱文献的时序体例,校正了部分前人著录之讹误,便于读印者检索和研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其次,在诸多的印谱序文中,罗振玉阐述了历代玺印的部分规律性内容,如古代玺印中的材质问题、尺寸问题以及印纽问题等,同时也对部分疑印做了较为细致的辨析。再次,罗振玉对自己所收藏的玺印及印拓加以研究,以印证史。罗氏通过所收藏的玺印,特别是历代的官印,与《周礼》《汉书》《后汉书》等传世文献中相关礼制、职官相互印证,补正了史志之不足。“玺印有裨于考证至巨……两汉以来官印可补正官志讹阙者多不胜举,此编有廿八日骑舍印,于前籍无征当为传舍之印,往者汉木简知塞上亭燧受书发书皆纪时日,此印盖为传舍纪日之用。予又尝见汉官印文曰执法直二十二,殆汉御史亦分曹当直,此均可补史志阙文有裨于考证者二也。汉志胶东国有梃县,高氏齐鲁古印捃有梃县左执奸,梃字从木旁作此,录中有梃中二字半印,亦出齐地殆东汉废梃县改为乡之名字亦作梃,与高氏藏印正同,足正史志从手作之讹,此为裨考证者三也……古印中有乡印无村印,予所藏则有朱文大毛村印,大与隋唐官印等,书体亦相似,知为隋唐间物,是隋唐间有村印,前籍所未载,此有裨于考证者七也……金元以来行用楮币,史家记其式颇疏略,赖传世铜钞版得知其详,然现币存于今者至罕,故钞背印记若不能悉,此编有一贯背合同正书铜朱记,始知钞背实有合同印,虽不能遽定为金为元,亦足补载籍之阙。此有裨于考证者八也。”{1}

在罗振玉的带动下,其子孙皆有从事印学文献整理者,可谓代不乏人。尤其以罗福颐最为出色,罗福颐年轻时期就注意玺印的收藏和访查,晚年更是沉醉其中,乐而忘忧,终成一代玺印研究的大师。

1918年,罗振玉长子罗福成、四子罗福葆共同手拓、辑录成《小蓬莱阁古印菁华》二卷,收古玺及秦汉印100枚,每页一至二印,含官印四枚,元代押记二枚,其他为古玺及私印之属。endprint

罗福颐是罗振玉的第五子,从小受家庭环境之熏陶,年十七岁,即已涉猎玺印。与其父罗振玉不同,罗福颐在辑录玺印印拓之外,更加注重对玺印文献的整理和研究。1930年,罗福颐编成《汉印文字徵》和《古玺文字徵》(后修订后改名为《古玺文编》),专收汉印印章和古玺印章中的文字,成为研究汉印文字和古玺印文字的重要参考文献。1932年,罗福颐辑成《待时轩印存》正集十八册《续集》十五册,收印130枚,上至秦汉,下逮宋元,颇为宏富。1981年,罗福颐编著《古玺印概论》,该书从古玺印的书法字体、玺印名称、印纽分类、玺印材质、印文排列方式、玺印封泥等多个方面全面详尽地梳理和总结了古玺印的相关理论成果,成为研究古代玺印的教科书。1982年,罗福颐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选录故宫博物院所藏战国古玺印计219枚,印拓之外,附之以印章之照片,相得益彰。1987年,罗福颐编著《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此书之成,罗福颐先生已是七十余岁之高龄,为搜求相关玺印资料,先生栉风沐雨,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终成此皇皇巨制。该书收录秦汉以来官印3300余枚,罗福颐详加考订,并做断代,使得此书成为收录古代官印的集大成者。

罗福颐在玺印的收录和研究上,体现出了对罗振玉印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更加注重玺印辑录的专题性,尤其体现在对官印的独特重视。罗振玉有《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凝清室古官印存》《西夏官印集存一册》等专题性官印印谱,收录官印从几十枚到一二百枚不等,罗福颐继承了其父的体例成果并发扬光大,《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收录官印三千余枚,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官制最为权威和丰富的参考文献。其次,更加重视玺印文字的研究。罗振玉主要是辑录玺印,其玺印文字的研究论见多散见于其所作序跋之中,未成体系,罗福颐在其父基础上,将玺印文字的研究专门化,著成《汉印文字徵》和《古玺文字徵》,便利了检索和研究,成为古代玺印文字研究的重要工具书。再次,更加重视古代玺印理论体系的研究。罗振玉对古代玺印已经有不少规律性的认知,但是相对较为零散,罗福颐在多年的玺印辑录实践基础上,形成了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古玺印概论》揭示了中国古代玺印发展史上的总体规律和发展特点,理论体系非常完善。

罗振玉之孙罗随祖(1952—),罗福颐之子,从小受家庭熏陶,随父学习古玺印及文字,为西泠印社社员。罗随祖在印学文献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协助罗福颐整理印学文献,曾参与《古玺文编》《古玺汇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選》《西夏官印汇考》《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重要印学文献的整理和出版。此外,罗随祖还写有《论秦汉南北朝官印的断代》《中国玺印概述》《谈隋唐官印之鉴别》《论齐白石及其篆刻》《试论米芾的书画用印》《古印章中的诗》等印学学术论文若干。

罗振玉家族作为近代文献整理的突出贡献者,三代共五人前后相继投身于古代玺印印学文献的整理、辑录和研究之中,这在整个中国印学史上绝无仅有。这个家族造就了三代印人(其中,罗福颐、罗随祖父子均为西泠印社社员),著成玺印文献数十部,其相关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印学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① 郁重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第550页。

作者:李瑞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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