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和书画艺术一样，历来被视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我想那是相对于“修、齐、治、平”的传统儒家价值体系而言的。曾经多少立志于“治国平天下”之士名磨灭于历史尘沙，但我们分明记住了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这些名字，连同他们那精彩绝伦的刀法、章法、篆法应该可以与金石同寿了。
小小方寸之地，居然可以安放那么大的一个世界。这还真应了佛家讲过的“芥子能藏须弥山”。印章的“须弥山”竟如何呢？那可绝不仅仅是几个文字、一枚印信的问题，细数起来，它至少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寄托才情：
一方面文以载道。印文能见作者或藏家的胸襟和视野。看看齐白石“吾幼挂书牛角”、“痴思长绳系日”，自道其少年时期读书生活之一斑；“客中月光亦照家山”、“客久子孙疏”，又见一个白发老人思乡情切；而“流俗之所轻也”、“我生无田食破砚”则见狷介老书生风骨凛然。齐白石作为老农民、老书生、老画师，自有这些身份带给他的规定性，而其自用印印文则活脱彰显如此情怀。而“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的赵之谦，对于后世影响极大，一生悲愿满怀，印文常常为佛家言，这是中国士人面对悲愁的最好法门。当然，还有一些印文不见性情者，笔者以为其胸襟如此，印艺亦当等而下之。
其次是篆法。秦相李斯之后，当然有标准篆书行世，可篆刻家往往不囿于此，他们从碑版权量、砖瓦陶文、镜铭甲骨中广搜博取，汇入方寸之内，遂使小小天地，门户洞开，尤其近世以来，创格造境往往起于对文字的独特运用。吴昌硕终身情耽石鼓，深得其趣，遣书入印，自成面目；齐白石于《大三公》、《天发神谶》用工甚勤，得力甚多，其篆书高峻恣肆，独辟蹊径。
再次还有刀法。刀法往往与篆法相表里。秦汉玺印、青铜镜铭多成于铸造，后世仿之乃得刀法之多变，冲、切为两种最普遍刀法。而独特风格面目又往往成于独特之刀法运用。就如吴昌硕，于印文之修饰往往着意最多。敲击打磨以至于斑驳浑成，以人力而至天成；齐白石则纯以单刀开路，横冲直闯，且多不加修饰，其法与吴氏分道扬镳。两峰并峻，留下了无与伦比的艺术。
更重要的还有章法。章法直接来源于性格。平和者如陈巨来，工稳端庄，不求险怪，笔笔有来历；宏阔者如赵之谦，开阖有致、平中见大；险绝者如齐白石，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大开大合之间勃郁不平之气；古厚者如黄士陵，深山古德言语无多，而平中见奇，愈探愈奇，必在用字、布白上殚精竭虑。
今人治印者不能书者并不鲜见，大概他们以为就是动动刀子，安排安排笔画就行了，然后再沉溺于某家某派偷得一鳞半爪便足混世。殊不知不精于书者，何能体会笔法的微妙情趣？没有笔法的微妙，何来刀法的细腻传神？而不经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淘染和磨砺，何能洗脱心胸，开辟万古之境界？
看起来，虽然治印是雕虫小技，没有肝胆、胸襟、学养、识见的普通人也只能是在门外看看热闹而已。须知，那一个个足以与金石比寿的名字后面，其实都是一个个大人物，托载着一颗颗大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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