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海丰（今无棣县）人吴式芬，是“海丰吴氏”的优秀代表，半生为官，一生学问，在金石、古玺印等研究领域，多项成果具有开创意义，所著《捃古录》是一部集大成的金石总目，也是一部金石著录和研究专著。尤其是对“封泥”的深入研究，其《海丰吴氏藏汉封泥》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专门考释封泥的著作。把当时的“汉世印范子”“印范”始定为“封泥”，使吴式芬成为我国第一位为封泥正名的人，首次提出并确定了“封泥”的概念。我国第一部详述封泥的辞书《封泥考略》，就是在吴式芬《汉泥封考》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吴式芬对此有首创之功。
【关键词】 封泥 第一人 吴式芬
清代，是我国传统考证学的全盛时期。梁启超说：“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1］伴随着考证学的兴盛，金石学发展迅猛，成为一时显学。由于金石备受重视，寻访、考古活动亦异常活跃，出土器物日益增多，金石研究范围逐渐扩大。砖、瓦、陶器、钟鼎彝器、钱币、玺印、兵器、玉器、镜鉴、封泥都纳入其中。在金石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其中不乏博学多才、精于著述之人，海丰吴式芬就是其中一位。他对于我国封泥研究尤其具有开创性意义，其《海丰吴氏藏汉封泥》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专门考释封泥的著作，使吴式芬成为我国第一位为封泥正名的人。以至于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说：“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
吴式芬，字子苾，号诵孙，清嘉庆元年（1796）生于山东海丰。出生时，吴式芬祖父吴之勷补缺昌黎县，故取名“逢昌”。出生不到1岁，父亲吴衍曾突发咯血去世。9岁，母亲查氏亦病逝。幼年失去双亲，只得随四处为官的祖父随署就读，自清苑至天津，由黄州至武昌，幼年时光多消磨于舟车奔波之间。祖父视如掌中珠，延请名师教其读书，祖母潘氏更是对其爱护有加，谆谆教导，无奈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学业时进时辍，多有缺失，科举之路亦是一波三折。吴式芬一生专攻训诂之学，长于音韵，工于鉴赏古代绘画书法，善鼓琴，好作诗，富收藏，勤于著述，精于考订，是清道咸间著名金石学家、印学家、收藏家，著作等身，时人称颂“齐鲁才名盖一时”［2］。
一、官宦生涯
吴式芬为官二十余载，31岁始考取咸安宫教习。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了自己的金石研究生涯。他交游广泛，与同道好友许瀚、徐松、刘喜海、何绍基、王筠、李璋煜、陈介祺等人，同观各家所藏，开阔眼界，切磋学术；与刘詹岩、张励庵、喻凤冈、吕鹤田、叶崑臣、何根云诸友结诗赋之会，尊酒论文；并整理研究以往藏品，完成了《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陶嘉书屋钟鼎彝器款识目录》等著述。正式为官是从35岁入京诣馆供职。殿试中式后改翰林院庶吉士，41岁授修编。四年的七品小京官熬了个补缺知府。此后17年间辗转江西、河南、直隶、贵州、陕西、京都、浙江等地，政务之余仍从事金石研究，开始编著《捃古录》。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届五旬的吴式芬抵任广西右江道，兼署按察使。两年后，擢河南按察使。七月抵京，皇帝召见三次，谕以详慎案狱，除暴安良。适逢河南大旱，吴式芬急速回豫，应备抗灾赈灾。清咸丰二年（1852），任陕西布政使。赴关中途中，跋山涉水，“忧愤莫释，以致肝病复发”。抵秦（指今陕西省），因倡捐军饷，朝廷嘉奖，赏顶戴花翎。时陕西“贼”焰烽起，剿匪所需银两俱全力筹备，又招募练勇，在潼关各处隘口部署，委员弁严加巡访，稽查奸细。其军队所需粮米辎重均按情拨付，不使或缺。对外省援军事项，更是尽力运筹，凡拨款项，必亲手钩稽，巨细无遗。陕省库廪储存尚丰，但此时也是开支见绌。吴式芬目睹时艰，忧愤难以释怀，以至肝病复发，肢体无力，遂延医服药，时止时发。咸丰四年（1854），奉旨北上。因顽疾不愈，一路访医就诊，行途迟缓，至七月始抵京都。皇帝召见，询问陕西情况，及式芬疾病，谨据实奏对。九月，补授鸿胪寺卿。十月，提督浙江学政，充乡试监考官。大年三十抵达杭州。次年一月，在杭州接旨，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元宵节后，即督杭州、衢州、严州、金华、处州、温州、台州、嘉兴、湖州等地乡考。试严州时，“贼”已入徽境，仅距一河，且无险可扼。居民纷纷劝其转移他乡，而式芬坦然自若，试士如常，民心遂安。温州试毕，式芬正在江岸边与地方官吏话别，突有外省“贼”船10余只疾泊海口，扬言进犯学政督行。式芬视若无睹，谈笑裕如，且示意随从镇静勿慌，嘱地方官吏严加防备，后从容登舟，挥洒别辞。“贼”见状，不明就里，惶然遁去。自抵杭州，一连数月，勤于堪阅试卷，各处辗转，风尘仆仆，未得一日安闲。赴台州途中，接发妻亡故讣音，悲怆难抑，不能自已，以致旧疾屡犯，气虚足软。是年值更换学政之期，谕旨浙江学政毋庸更换。式芬感恩戴德，愈加勤勉，然病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引退。
吴式芬为官二十年如一日，得到朝内信赖和倚重。尽管公务繁忙，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完成了《捃古录》《海丰吴氏藏汉封泥》《陶嘉书屋秦汉印章》等著述。回籍后，吴式芬多方调养，平日饮食起居无不多加检点。然入伏后酷暑相逼，作息受扰，先犯牙疼旧疾，接发疮毒，敷施药末，迄不见愈。深秋又患腹泻。医云：“系素日思虑，伤脾故疽起，处在阳明胃经，非必不可疗之疾，总因气血均亏毒不外发，以致胃气下陷。”求医觅药，参术无灵于疾，弃儿孙而去，终年61岁。逝前谓子孙曰：“我无所系恋，故此心常处于泰然，尔辈但读书守分，志存忠厚而已。”
二、家学传承
吴式芬出生于家学深厚的海丰吴氏家族，自幼耳闻目染，受到家族文化的熏陶，遂“生平汲古邃学”，成就卓然。曾祖父吴坛自幼博览群书，好古成于赏鉴，与著名学者毕沅乃30年金石之交；青少年时期跟从其父在南安读书，得以与当地学者相互交流，诗文则取法杜、韩，书法苍劲遒润。吴坛“以政绩显于当世，文章翰墨只其余事，而藻思绮采推重艺林，亦有不可磨灭者”。祖父吴之勷，字翊臣，号淦崖，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恩科举人，官至安襄郧荆兵备道。据《吴氏世德录》所载《行状》云，吴之勷“久侍先恭定公及两中丞公，谙习吏治，历官十余任，以兴学校、恤民隐为先”。吴之勷爱好读书，精于篆书、隶书，家中藏有一方“雪堂宝砚”，撰有《雪堂宝砚记》《雪堂宝砚歌》，有《叶梦楼诗誊》传世，与嘉道间名士洪亮吉、朱为弼、吴鼐、冷纮玉等往来密切。
吴式芬母亲查氏出身于清代名门望族顺天府宛平（今属北京市）查氏家族，为湖北巡抚查礼孙女，大理寺少卿查淳长女。宛平查氏家学深厚，查淳祖孙三代皆一时之名士，博雅好文，仗义好客，名重一时的学者如陈仪、英廉、陈元龙、刘文煊、汪沆、朱岷、袁枚、厉鹗、杭世骏、沈德潜等都与查氏一门酬唱问答，同案挥毫，切磋学问。查氏家族学术成就最突出者当属查礼。查礼（1716—1782），字恂叔，号俭堂，又号铁桥。他仕途通达，诗文、绘画、收藏也多有成就。又工诗善画，平生酷爱文物，因曾收购一件绝妙的汉代铜鼓，遂将书斋命名为“铜鼓书堂”，有《铜鼓书堂遗稿》32卷传世。查礼酷爱收藏金石图书，清乾隆七年（1742），他遇到一位书商，要出售家中所藏的数十箱书籍，查礼想买没钱，全靠妻子典当衣服凑钱把书买下。由于爱书成癖，家中“藏书累数万卷”。在古器物方面，查礼尤其爱好收藏古印章，自王厚之、吾丘衍而下，名人镌刻无所不收，藏秦汉古印600多枚。他还乐于与当时著名文人、学者结交，与江都马祖荣、长洲沈德潜、新安朱眠、钱塘厉鹗、仁和杭世骏、益都赵执信、湘潭陈鹏年、娄县张照诸人皆称友善，与钱载更是相交50年。因而，翁方纲在《铜鼓书堂藏印·序》中说：“篆仙克承家学，过庭之训，忠孝渊源即兹鉴藏……故于斯编推阐查氏家学之深，本源之淳，所以式兹来学者，庶观者有考焉。”［3］查礼之子查淳，字厚之，号梅舫，幼承家学，擅长书法、篆刻，好印成癖，故别字“篆仙”，曾将家中旧有收藏加上自己新收藏辑成《铜鼓书堂藏印》4卷6册。在收藏方面，查淳藏有明杨文宪墨迹，宋黄庭坚、苏轼书《东坡赠李方叔》法帖，及珍品字画《双凤图》《松阴高士图》《载鹤图》《湘漓江源图》《长江万里图》等，续收铜印300多枚，使得查氏藏印总数逾千方。
吴式芬之所以在金石收藏、研究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受查氏家族的影响关系颇深。查礼曾收集秦汉铜印600余方，其中官印自王侯将相至蛮夷藩属，应有尽有，私印由朱文小印至篆虫鸟文无不具备。后来他将收集到的铜印按时代顺序排列成谱，编成《铜鼓书堂藏印》一书。此书由查礼鉴定，查淳辑成，当时两位著名学者王文治和翁方纲为此谱撰写了序言。该书是清代一部重要的集古印谱，迄今亦被名家视为珍品，多有题识和跋语。该书体例按“时代之先后，官爵之崇卑，字数之多寡，次序厘然，赝者绌之，讹者正之，简而能精，约而能辨”［4］。这一体例为吴式芬所借鉴，其所著《双虞壶斋印存》《捃古录》《捃古录金文》《金石汇目分编》《封泥考略》等书所用体例，都有《铜鼓书堂藏印》的影子。吴式芬在金石、玺印的鉴别、收藏等方面也受查礼等人的影响，如其“鉴赏书画，入目即识其真赝，别其宗派”；“爱访求古人名迹，虽残碑断碣必力为搜剔，所藏碑版拓本盈数十箧，尤喜蓄古钟鼎彝器，凡坐卧处悉置之”；“印章，则独收两汉官私印，其余汉砖唐瓦、泉刀货币，与世不经见无可名之物并事搜罗”。
吴式芬一生，历经坎坷，幼年失去双亲，成人后科举屡试不第，至登进士已届中年，功名困扰了他半生，40岁始步入仕途。虽职务屡屡变更，却并非要职，多是为朝廷筹措钱粮军需的差役。艰辛的岁月，磨炼了他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意志，铸就了他宠辱不惊、遇事泰然的心态，在为官奔波之间，足迹遍及半个中国，饱览名胜古迹，体察风土人情，结交八方友人，也为他拓宽视野，广泛搜集金石书画、封泥等藏品提供了方便。吴式芬攻金石之学，结交了一批同道学者，较为著名的有龚自珍、陈介祺、何绍基、彭蕴章、李佐贤、高钧儒、许瀚、王懿荣、魏源、刘喜海等。他们互相展示自己的藏品，研讨金石，鉴赏书画，切磋学术，校勘经史。吴式芬曾与许瀚、何绍基共同审定陈介祺《簠斋印集》，三人成果融为一体。与吴荣光、许瀚合校了《筠清馆金石文字》，朱、绿、墨三笔校语，难辨出自谁手。吴式芬不吝将所得藏品拓本寄赠友人互相研究探讨，友人的收藏也多送到吴式芬处请其品评，儿女亲家陈介祺在《十钟山房印举·自序》中说：“余自应试始至莱，秋试始至历，见三代秦汉印即好之。在都见叶东卿世兄所藏，与李方赤外舅所有，吴子苾亲家所拓，每拓必分赠者，二十年遂好日笃。”可见家学渊源。吴式芬之所以能成为著名金石学家、印学家，与其父系、母系家族的家学积淀，有密切的关系。
三、《捃古录》
《捃古录》是一部集大成的金石总目，也是一部金石著录和研究专著。全书20卷，分为20册。前三册，金类根据字数多寡排列先后，石类则以年代先后为序，附于金文之后。第四册以后则金、石两类一起记录，以年代先后排序；无年月日可考的，则视其书体属于何代另编为一类，附于各代之末。该书收录三代迄元的金石文，计：金类1781种，石类15230种，砖瓦类1105种，木刻类6种，玉类4种，瓷类2种，共18128种。书中所收金类悉录原文、收藏者姓名或见于某书，唯玺印、泉币、镜铭只录年月，两汉以下并分别记其书体。石类中的砖瓦类悉录原文；石刻类详记书体和年月日，及其题记类书体碑阴诸刻，并均说明属某地，藏于某人；其他据摹本列入者，注明从某书或某人处摹本，其中那些原来记载和注疏有误的，也随之加以订正。《捃古录》前后无序跋或牌记，每卷首署名吴式芬撰，卷末载男重周、重憙校字，孙峋、嵚、崑、豳校字。其成书及刊刻年月，未经叙及，《续修四库全书》本《捃古录》仅题为“清末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冯汝玢根据该书金类目录所列毛公鼎和两盂鼎认为，是书应成于清咸丰二年（1852）以后，同治十三年（1874）以前。吴式芬考藏金石，偏重于金石文鉴赏、著录和考证，薄于收藏原器。他解释原因说：
尝谓古物可宝贵者，不必务以己有为快，每借观他人之物，只以纸墨拓其字迹而记为孰氏所藏，以是海内交游或素不谋面亦竟以邮筒相寄，虽数千里外之物，如在目前。
吴式芬所藏金石文物仅寥寥数十器，在当时南北收藏各家之中，不但与叶氏平安馆、吴氏愙斋不足以相颉颃，就山左一隅而论，也与陈氏簠斋所藏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收藏各家之中，其声望与簠斋不相上下，原因就在于他精于鉴赏、考订之故。不仅如此，吴式芬还注重与嘉道咸间的金石名家如阮元、朱为弼、吴荣光、刘喜海、许瀚、陈介祺、何绍基、张廷济、陈庆镛、龚自珍、翁同书等人交流，常通过书信一起讨论金文异同。《捃古录》稿本册内夹有与翁同书讨论的书信：“两齐侯器与史密合，其中有难识之字，未知尊释已尽识之否？”又云：“两齐侯器未有稿本，阅过仍望掷还。”由此足见，吴式芬与这些金石学者之间的交往之密切。在与不同学者的交流中，吴式芬得以借观各家藏品并作释文。
清代各家收藏的金石文物中，首推陈介祺所藏毛公鼎。据朱善旂《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中记载：“咸丰壬子夏，陈寿卿太史得于都门，秘不示人，但拓一纸寄陕藩吴子苾方伯式芬。甲寅夏，苾翁来京，因借录其释文。”可见，陈介祺得毛公鼎及吴式芬作释文的时间，比徐同柏作毛公鼎考释还早了两年。今查《捃古录》所录毛公鼎释文，即为吴式芬所作。王国维曾对清末各家的毛公鼎研究作过总结性评价：“一时学者竞相考释，嘉兴徐寿臧明经（同柏）、海丰吴子苾阁学（式芬）、瑞安孙仲容比部（诒让）、吴县吴清卿中丞（大澂）先后有作，明经首释是器，有凿空之功，阁学矜慎，比部闳通，中丞于古文字尤有悬解，于是此器文字可读者十且八九。”［5］由此看来，吴式芬是最早考释毛公鼎拓本，并为王国维认可的释文者之一。
《捃古录》收集丰富，选器严谨，考据精审，著名学者袁行云在《捃古录》前言中说：“从来诸家金石谱录之多，亦无逾于此者。”清代古钱币学家李佐贤认为：“（吴式芬）所著《捃古录》，钟鼎碑版文字搜罗靡遗，盖自欧、赵著录，以迄今日考据家，无如是之详尽赅博者，洵堪信今传后无疑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凡吴氏以前，各家金石并录之目，从未有如此且详且备者。”因其内容广博，资料丰富，收藏利用者很多。另外，《捃古录》在著录方面详尽精当，有别于其他金石目录，自成系统，条例完善，行文规范。如《鲁公鼎》题下注：“江苏仪征阮氏藏。积古斋著录。按：此器伪作甚多，曾屡见之。”《捃古录》既是一部金石学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又是一部研究经史、校勘文字的工具书，具有实用价值。无论是同时代的人还是后来者，对此书均给予高度评价，刊行百余年来，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捃古录》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室。
四、印学成就
吴式芬在古玺印和封泥的收藏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玺印方面有《双虞壶斋印存》传世，首次将东周时代的玺印排列在秦汉玺印之前。吴式芬很早就开始古印的收藏与研究，无论藏印数量还是品类都堪称大家。据现存资料及各家著录，吴式芬考藏的印谱有《海丰吴氏双虞壶斋印存》4册，收录1067印，被称为清代“三大印谱稿本”之一；《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道光间钤本《双虞壶斋印存》8卷，不计印数，但举品类；西泠印社藏《双虞壶斋印存》全本8册，计收印1118方。此外尚辑有《陶嘉书屋藏印》1册、道光间拓印本《吴斋手拓偶存》1卷。目前，《双虞壶斋印存》最常见的版式有6册、7册、8册钤本，卷首页署“海丰吴式芬子宓考藏”，无扉页，也无序跋。据多数学者考证认为，初本辑成时间当不晚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其后陆续增补。清咸丰元年（1851），吴式芬在陕西做官，关中历史上多国都，官私玺印既多且精，故吴式芬收藏了很多高价值的印玺，藏印达2000余种，其品类仅见于《双虞壶斋印存》8卷本的就有36类。此谱卷一古玺官印，卷二古朱文印，卷三玉印、牙印、瓦印姓名，卷四姓名名姓名印、姓名名印、姓名之印，卷五姓名私印、姓名印信、姓名名姓名字复姓，卷六一字印、阑文二字、阑文三字、阑文四字、篆朱文、朱白文，卷七长方印、圆印、长圆印、六面印、子母孙印、子母印、母印、子印，卷八两面印、闲文、吉祥文、斗检花纹。此书在古印的分类、印文的辨识等方面均有突出的贡献，为近世作铜印谱者所宗。
《双虞壶斋印存》钤拓之精美、抉择之严谨，也为清代印谱之冠。宋、元明时期的集古印谱，大多出于功利目的，大量翻刻，致使古玺印原貌失真。到了清代，绝大多数集古印谱都出自原钤，钤拓十分精致。而论清代印谱钤拓之美，尤以《双虞壶斋印存》为最。其原谱是吴式芬将所藏古玺及秦、汉、魏、晋铜玉印，以漳州极细的朱砂印泥钤拓成书，初为7卷14册，其8卷全本，开本纵26.4厘米、横15厘米，板框纵18.5厘米、横11厘米，书口刻书名、卷次，连史纸墨框朱泥原钤，印钤在正页，每页2或4印，每卷首页右上角印书名卷次，下稍偏左印“海丰吴式芬子苾考藏”，色泽、版式均极为精美。
吴式芬所辑印谱各本，既无序目又无题跋，作者也无古印专论，然从印谱看，其对古印是颇有见地的，这体现在他对古印的选择方面。吴式芬没有将其所藏古印悉数钤拓，而是经过精心鉴别，有所取舍。初次钤本收录玺印893纽，二次钤本收录古印1015纽，三次钤本将第二次钤本删去4印，可谓抉择极严。正如后人所评价：“至谱中诸印，则选择至精，尤为有清一代铜印谱之冠，盖吴氏以鉴别古彝器之法，以甄选古铜印，宜乎得超上乘。”金石学家罗振玉对此谱更是推崇备至，说：“予尝评荐诸家谱集，自以陈氏《印举》为最博；而语其精，则以《双虞壶斋谱》为冠。”［6］
吴式芬对古玺印的认识也超过前人。古玺主要是指战国时期的遗物，是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由于古玺字体诡异难识，所以人们对古玺的认识也较晚。元代吾丘衍提出“三代无印论”，受其影响，元明两代没有人举以实例谈及战国玺印，即使有古玺，集古者或收而不录，或因不识而附于汉印之末。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程瑶田在《看篆楼印谱》序中首先释出东周玺印中“私钵”二字，对古玺印的认识有了关键性的突破。清道光八年（1828），张廷济编《清仪阁古印偶存》，首次列出了“古文印”类目，以有别于秦汉印，可惜的是未能进一步明确指出其时代。直到道光二十年（1840），吴式芬的《双虞壶斋印存》问世，开始正式标出“古玺”的类目，在题签上分出“古玺官印”“古朱文印”等项，把古玺列在秦印、汉印之前，并较有顺序地按印章产生的时代编排。这表明，吴式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确定了古玺的年代，将古玺列于卷首，彻底打破了“三代无印”的成见，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双虞壶斋印存》成为清代古印谱的代表作。
五、封泥研究
中国封泥的发现，是晚清金石学的重要成果。吴式芬对于新发现的封泥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最先认识到了封泥独特的史料价值及其与古玺印的关系。从清道光年间四川、陕西出土封泥后即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收藏，并加以考释。2008年，《汉官私印泥封考略》3卷稿本作为《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之一，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孙慰祖为之作《解题》，对吴式芬关于封泥的收藏、考释、断代以及《封泥考略》的编订体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考订。
吴式芬是封泥的最早发现者、收藏者和研究者，他凭借对古代历史和古文字的深邃造诣，断定长期以来被称为“印范”的钤有印章的土块，就是秦汉魏晋时期的封泥，并对其进行收藏和考释，著有《海丰吴氏藏汉封泥》4册、《汉泥封考略》3卷，后编入其与陈介祺合著的《封泥考略》10卷。
吴式芬收藏封泥之始，当在道光中期。封泥是古代抑印于泥，用于封缄，是古代玺印施用的遗迹，南北朝以后逐渐废弃而湮没，直到清道光二年（1822）在四川出土。吴荣光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刊行的《筠清馆金文》中首次著录了6枚封泥（其中1枚自藏，5枚为龚自珍所藏），但他不识封泥的性质，认为是“汉世印范子”，不过其中却记载了最初发现封泥的简况：“道光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余枚，估人赍至京师，大半坏裂，诸城刘燕庭、仁和龚定庵各得数枚，山西阎帖轩藏数枚，余不知落何处。”［7］
吴式芬自清道光十年（1830）冬入京就职咸安宫教习，到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二十七日离京前往江西就任南安知府，在京居住近9年时间，结交了一批爱好金石的知名学者，其中有刘喜海、吴荣光、龚自珍等人，还曾参与吴荣光《筠清馆金文》的校订。龚自珍校订《筠清馆金文》，在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间，此时吴式芬与其隔巷而居，为讨论校订事宜，二人往来频繁，有龚自珍予吴式芬的18封信笺、《别吴子苾太守式芬》诗以及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自序》为证。
吴式芬开始收藏封泥的具体时间，据现有文献及封泥实物已无法考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最迟在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间，吴式芬已经见识封泥并开始收藏。这可从其藏有不少出自四川的封泥得到证明。其后，关中地区出土的封泥，吴式芬陆续有所收藏。关于陕西出土封泥的时间，现在能见到的文献中最早的记载，当是胡琨作于清咸丰四年（1854）的《长安获古编·序》中说，刘喜海曾对人说：“长安，宝地也……余官陕西时，尝得鼎彝一窖、币一窖、铫一窖、泥封一窖……”［8］刘喜海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之间任陕西延榆绥道，可知此间陕西有封泥出土。吴式芬藏有大量的关中封泥，应该包括此间所收部分。道光后期，吴式芬将自藏封泥编为《海丰吴氏藏汉封泥》4册，收入封泥165枚。
清咸丰二年（1852）正月，吴式芬任陕西布政使。此地曾是秦汉两朝的国都所在地，文物繁多，吴式芬收藏的封泥数量也日渐增多。据曹应钟《吴子苾先生索题汉泥封印册有序》记载：“此册乃汉时泥封印拓本。山左吴子苾先生为关中方伯时所得者，凡四百五十余颗。遐搜近裒，广询博采，方能使奇文斐舋蔚萃一方，诚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者。”
曹应钟，字念生，安徽歙县人，生卒年不详，工于篆书。潘祖荫在《啗敢览馆稿·序》中提到，曹应钟曾为吴式芬的幕僚，为其评考、鉴定金石，得见吴式芬所藏的400多件封泥，且为别人所未见。由此可知，吴式芬生前所藏封泥至少有450余枚。至于清光绪六年（1880）陈介棋所言吴重憙家藏封泥500余枚，当属其续有收藏者。
吴式芬是最早考释封泥并专门纂辑成书的学者，据孙慰祖所作《解题》记载，吴式芬于道光后期已将所藏封泥做成拓本，编为《海丰吴氏藏汉封泥》，4册稿本，收入封泥原拓165枚，各页有吴式芬释文考证之手迹，分官、私两类，并对官印作出考释，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因国内封泥研究者可能未曾看到吴式芬的《海丰吴氏藏汉封泥》一书，故在谈到该稿本时，绝大多数采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成书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此书是时人辑吴式芬藏封泥而成。只有孙慰祖认为该稿本成书于道光后期，且从其所述内容看，他确曾见过原稿。若确如孙慰祖所言，那么吴式芬是见于文献记载、第一位为封泥正名且专书考释的人，当属无疑。目前，几乎所有学者均据胡琨《泥封印古录·序》认为，刘喜海据《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下本注“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将被误认作“印范”的泥团正名为“封泥”是正确的。胡琨序云：
余疑为汉印之范，相传名为印封，不知所出。镏（刘）方伯援《后汉书》：“守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为证。然《后汉书》言“封泥”，不曰“泥封”，余未敢信为定论也，姑阙之，以俟知者。方伯家藏数十枚，云得之长安土窟，陈伟堂相国令嗣寿卿复得百余枚，出以相示，方伯合而拓之，去其重复，装池成册，属余考其是非。余以两汉书校之……壬子秋七月，次瑶氏书于刘氏之榆荫小簃。［9］
有学者据此序文推断：（一）刘喜海于清咸丰二年壬子（1852）前将自己与陈介祺得自长安土窖的封泥合拓成册，自己没作考释，而是将此任嘱于胡琨，遂有《泥封印古录》一书；（二）刘喜海将吴荣光定名为“汉世印范”的泥团为“泥封”（“印封”），而不是“封泥”；（三）胡琨对刘喜海的更名是持怀疑态度的，是否信为定论，还要等后来人考知；（四）《泥封印古录》并没有收录刘喜海所作的结论原文，而是直接引用了《后汉书·百官志》的本注，此注在杨家骆主编《新校本后汉书并附编十三种》中可以找到；（五）陈介祺得父命收藏百余枚封泥，其父陈官俊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初三日去世，若胡氏所记准确，其令子收藏封泥当在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之间。此外，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簠斋印集》5册本不载封泥，清咸丰元年（1850）的《簠斋印集》12册本则有“封泥、虎、龟、鱼符已拓，未及用”［10］的记载。其后续钤《印集》，收封泥137枚，但只有钤拓而无考释。此外，王国维跋中也提到，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和《泥封印古录》是于咸丰二年（1852）分别编次的，在其病逝前并未刊行，而在《长安获古编》中并没有辑入封泥。清同治十一年（1872），鲍康、陈介祺等人校订《长安获古编》时也没有收入封泥。
现在我们看到的《长安获古编》标题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是刘鹗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刻的，所收封泥当在此时补入。就辑成时间考订，吴式芬的《海丰吴氏藏汉封泥》要比胡琨序本早好几年。曹应钟在诗序中还对封泥的形状、性质、使用进行了详细描述：
拊器审象，盖古人寄物必有封识，今人每趋巧便，无论匡匣、囊橐、儋何，或以布或以线或以绳索总其端，而复折纸缠裹之，加印其上。是已汉人不趋简易，多以泥封之。泥湿则耎（软），而腻傅于所封处，使相箸上，以官印或私印印之，事讫则舍而不用，故至今尚存也。当其初箸时，泥未干，随印圆方，观其受印处，四方高，中央下，其旁溢而壁立者，若跗之承鄂，凹凸厚薄，参差不齐，如缭以周墙。然今装池成册，命钟为述原委，以视同好，稀世之珍，不使西方之人独擅其美，幸甚幸甚。且自昔至今，究古之家，曾无一语相及，是则今之作者，真发前人所未发；后之览者，亦见前人所未见也。用系一篇，以志向往，惟揣度之辞，问可能相否？［11］
这段文字，与前述胡琨《泥封印古录·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间接说明吴式芬未曾见过胡氏序文。由上述可知，吴式芬考藏封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海丰吴氏藏汉封泥》是见于文献记载最早专门考释封泥的著作，吴式芬是第一位为封泥正名的人。无怪乎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中说：“古人以泥封书，虽散见于载籍，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封泥之出土，不过百年内之事。当时或以为印范，及吴式芬之《封泥考略》出，始定为封泥。”［12］吴式芬在去世前还留下了第二个考释封泥的稿本，据吴重周、吴重憙所撰《行述》：
近时，关中汉泥封出土綦多。府君谓：足明两京制度，订史册沿讹。裒集拓本，属（嘱）幕友据汉志编次，加以考证，亲为审正，成一卷。
《行述》的这段叙述比较重要，记录了吴式芬对封泥于“足明两京制度，订史册沿讹”重要价值的认识，以及《汉泥封考》编撰体例的确定等基本情况。吴式芬在封泥藏考方面贡献极大，晚清金石学名著《封泥考略》是在吴式芬去世48年后出版的，既无序跋又无题署，除《行述》中记录的只言片语之外，找不到他关于封泥的任何记录。故而后世学者在论及《封泥考略》时，或多或少地都偏重于陈介祺。事实上，此书是陈介祺在吴式芬《汉泥封考》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吴式芬对此有首创之功。《汉泥封考》《汉官私印泥封考略》与《封泥考略》三者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现在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汉官私印泥封考略》，应该是陈介祺在吴式芬《汉泥封考》原稿的基础上校订和补编而成的，该稿本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汉泥封考》稿本原貌。吴式芬原稿本将官印与私印分为两书，官印分为上、中、下三卷，按汉志编次，分别为“官名”“里名”，如《汉官私印泥封考略》稿本“页二七 汉泥封考总目”“页二九 汉泥封考略卷上”等；稿本正文中每枚封泥下凡有“陈藏一”或“陈藏二”等语，当是陈介祺所加，表示该枚封泥为吴式芬原藏，陈氏也有相同的收藏，并非表示只有陈氏藏该枚封泥，也不是由吴重熹增入的陈藏部分。私印单成一书，为“人姓名”印，只有名称，没有考语，与《海丰吴氏藏汉封泥》一致。陈介祺校订后，官印分成四卷，以粘签的方式增入自藏部分；私印别为一卷，只涉及陈藏部分，并定名为《汉官私印泥封考》。在陈氏家藏本中，陆明君所见到的吴氏《汉泥封考》稿本及陈氏自藏封泥校记是分开的，并附有陈介祺的“一纸条批”和“甲戌题记”，因而得出结论说：“至同治十三年陈氏才取吴氏所著订之，并考校自藏部分，寄至吴重憙，嘱统编再考，促其早刊。”［13］这也间接说明，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汉官私印泥封考略》是在吴式芬原稿基础上直接经陈介祺校订、补编的一个本子，在陈氏校订前，吴式芬已撰就了《泥封考略》的凡例、目录，是一个基本成型的书稿。吴式芬《汉泥封考》稿本经陈介祺校补后，由吴重憙来完成两家封泥的合编工作，至清光绪六年（1880）正式进入编写阶段，光绪八年（1882）《封泥考略》第十卷目录已完成，但直到光绪十年（1884）陈介祺去世前也未能印行，迟至光绪三十年（1904）才正式有上海石印本问世。《封泥考略》收入吴式芬所藏封泥271枚（陈介祺藏封泥575枚），此外尚有200余枚没有编入，其可能的原因，除了在编定《封泥考略》时做了比较严格的鉴定和筛选（吴藏部分可认定为伪品的仅一枚）之外，抑或为吴重憙想编一本《续封泥考略》，现存吴重憙考藏、翁大年编释《续封泥考略》4卷稿本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说，由吴式芬、陈介祺合辑的《封泥考略》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著录并考释封泥的专著，在古封泥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成为后来几部封泥著录的范例。吴式芬、陈介祺两家所藏封泥体系完整、数量集中、史料丰富、考订严谨，至今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以吴式芬为代表的“海丰吴氏”，以“尚书第”“进士世家”称著齐鲁，名载国史，可谓清季一方望族。而不入经传的“吴子宓家藏秘诀”却鲜为人知，目前收藏界史学界尚未完全破译。秘诀曰：
1、字不成章石不全，身在鲁国魂在汉。
2、太守孝昌殁长安，阴铭转世出阳关。
3、一个葫芦分两半，肚中文章口里看。
4、坡里捡块黄土砚，雪堂怀古吊眉山。
5、莫道家私值万贯，三钱画轴金不换。
6、手抱青铜把书念，性乖甘为泥作传。
六、结缘名士
清道光咸丰间的文化名人以金石学界为多，这与作为这期间的领衔学长吴式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吴式芬的家世、资质、收藏、著述、学问诸方面，在同道友朋中被尊为翘楚，在他周围有一群秀士才俊，犹如繁星捧月，在学界有声望者诸如龚自珍、魏源、刘喜海、丁晏、陈庆镛、许瀚、何绍基、李佐贤、吴云、翁同书、陈介祺、吕贤基、许振祎、彭蕴章、高均儒、苏敬衡、杜堮等。吴式芬早年的结社朋友还有：刘詹岩、张励庵、喻凤冈、吕鹤田、叶崑臣、孙兰检、罗椒生、张筱浦、何振云等。吴式芬同朝为官的诸多才俊多有金石之好，其影响可见一斑。
吴式芬初入京师，就以学长领衔，与京中诸年丈结诗赋之会，约十日一聚，互相切磋，多有尊酒论文之乐。在宣南坊，吴式芬与龚自珍隔巷毗邻而居，于所收藏金石碑版拓片相互传赏，间或有书函赠答，诗词唱酬。龚自珍《别吴子苾太守式芬》云：“子云识字似相如，记得前年隔巷居。忙杀奚童传拓本，一行翠墨一行书。”陈介祺《题襄阳唐志即送吴子苾六兄出守江西》：“一枝托乔木，知择贵良禽。京洛多车马，相从怀好音。”吕贤基作《送子苾同年出守豫章》有“平生著述书等身，读破万卷笔有神”句。翁同书《次韵送吴之苾由蜀道入觐即赴关中新任》有“朝来孔壁发金丝，齐鲁才名盖一时”句。何绍基《癸巳九日走访子苾仁兄适见襄阳梁君夏侯夫人两志拓本即题》曰：“忆昔戊子冬十月，舟行瑟缩氐樊口。芒鞋徒步叩郡阁，骑马携朋陟岘首。”彭蕴章赋诗《送子苾同年视学浙江》、李佐贤作《吴式芬小传》、高钧儒作《祭海丰吴礼部文》、许瀚撰《哭吴子苾阁部联》、王懿荣奏呈《国朝儒臣撰集金石文成书有裨经训堪备御览》等不一而足。
吴式芬的同道好友还有刘喜海、汪喜孙、吴荣光等，公干之余，或研讨金石，或切磋音韵，或鉴赏书画，或校勘经史。吴式芬于训诂尤为独到，可谓“无字不通，无艺不精”，故有硕学通儒之誉称。吴式芬结缘的文化名人，大都为他金石学同道和后学弟子，他以成就之集大成者为尊，对我国金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注 释】
［1］梁启超：《论时代思潮》，《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翁同书：《次韵送吴子苾方伯由蜀道入觐即赴关中新任》四首之二，《山东省无棣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1926年铅本影印，第1015页。
［3］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页。
［4］同上，第566页。
［5］王国维：《毛公鼎考释·序》，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页。
［6］罗振玉：《雪堂类稿》甲编《笔记汇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7］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卷五，道光壬寅（1842年）南海吴氏校刊本，第60页；《筠清馆金石文字》，《续修四库全书》902（《史部·金石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37页。
［8］胡琨：《长安获古编·序》，刘庆柱、段志洪、冯时《金文文献集成》，港明石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据1933年瑞安陈氏校刻本影印，第172页。
［9］郑宇清：《〈封泥考略〉研究》，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
［10］陈继揆：《簠斋印谱》，孙慰祖等编著《陈介祺学术思想及成就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11］曹应钟：《吴子苾先生索题汉泥封印册有序》，潘祖荫辑《滂喜斋丛书》（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9页。
［12］胡平生、马月华：《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
［13］陆明君：《簠斋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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