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一代印人当中，戴武显然属于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在早些年的国展上即以“古意泱泱，神采内藏”的极富个人面貌的篆刻作品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认可。戴武的篆刻明显带有一种“复古”意味，他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他人的直逼古人，以古为新的特殊路子。
首届流行书风、流行印风提名展上，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有位学术主持人曾这样评析戴武的作品：“戴武是复古的专家，他的拟古玺印作，拟将军印作形神兼备，说可以乱真是绝不为过的。但是乱真不是戴武的目的，他是对‘生活’作过一番提练。简单说，他拟古之作，都是古玺、将军印中的精品；要深刻一些地看，他在线条方面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在刻画方面有独到的技巧，所以是在自己创作观念的指导下，有传统资料的有效升华，是创造”。
戴武的篆刻有浓郁的古典气息，他摹拟古玺的很多作品，简静空灵，质朴敦厚，细腻精到。他有时着意虚化或剔除印章的底部边栏，以使与通常印作的完整方正有所区别，从而强化印面给人的视觉印象，以之甚具一番古雅苍茫，宽博通透的高古气象。他仿刻的魏晋南北朝官私印，亦呈现出一派浑穆沉雄之气，在线形力度、方圆、曲直、长短、粗细、疏密、虚实等方面极尽变化，线条细而不弱，壮而不臃，驱刀如笔，力求使刻痕自然体现出笔意的情趣和韵味，殊为难得。
戴武篆刻的“反流行”意味，使他犹如一位出色的古代“印工”，他那古意盎然的对汉魏艺术精神的深度把握，颇有些“一超直入”的情感体现。但这倒不是说戴武篆刻只是古典印章的简单翻版，他的直追古人并不意味着艺术观念上的守旧。戴武只是试图通过这种古典精神的深刻体会，力求从中挖掘出一些具有现代审美色彩的艺术讯息。
当代篆刻的创新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一个观念更新与时代意识的认同问题。如何正确理解古与今、新与旧的辨证关系，始终是困扰当代印人的一个现实症结。我们对继承与创新的认同，往往不是仅从表面的技法技巧层面去对待，更应当将其上升到理论认识的高度，从精神境界上去寻求突破。戴武以古人的“曲调”填写自己的“新词”，当中荡漾着的，更多的还是现代人的丰富情感。他的篆刻实践不是那种时下流行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牵强与苍白，而是“未成曲调先有情”的激昂与炽热。刀法运用上，戴武并不拘限于一冲一切，而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使用，或冲多切少，或切多冲少，或冲切参半，都颇有意到而刀未到处，率意恣性、爽快淋漓，给人以视觉上的不同刺激。章法安排上，戴武以直入古人为主，多以魏晋印风的富于空间变化的格局出之，稍参已意，空灵剔透之意味已跃然石上。这实质上也是以古法为我法的最好诠释。
戴武的篆刻若不看其边款，极易被观者误作为是古玺、秦汉印的原拓，从外在形貌到内在神韵上都十分逼似古印，从继承的角度来讲尤为可贵。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印作看到他入古的深度与精度。他对传统印章的本体语言的准确把握与驾驭能力是一般学古印者所不易达到的。戴武对古印的情有独钟，虽然使得他的印作在个人情趣的表达方面没有那么直白而便捷，但他似乎是要将自我意识充分渗透到古典印章的本质精神之中去进而间接的、更为含蓄的深刻表达。这是一种极具难度的表达，但也无疑是通向更高精神境界的一个极好通道。
其实，戴武在达到这种逼似古人的情况下，也应多作一些融入时代气息的尝识（如文字内容的贴近生活等），以强化作品的时代气息。在用字上似宜尽量回避那些生冷难识之字，以增加印作的亲和力。
我想，以他的功力与见识，再开新境，应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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