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先生是西泠印社副社长，是近百年来最优秀的篆刻家、篆刻学者之一。许多当时的篆刻名家，治印是第一流的，但若论印学，尤其是古印之学而不仅仅是创作实践之刻印学，却未必有太明确的时代贡献可举。而致力于印学论述乃有专门著作者，却于实际治印的印面水准也许不过中上而已，并未有登峰造极、 雄视天下的卓越艺术造诣。
方介堪先生却是一个特例。他治得一手好印，民国时期印学界最著名的坊间传闻，是1948年春，张大千为收藏20件古代名画特意定制象牙轴头，裱轴两端象牙晶玉的圆柱侧面，思以画题标名为专用瓦当印章古篆文形式，以作“锦上添花”的别出新裁的创意之举，特别延请方介堪先生为镌，遂以轴头为印，为治41品且样式多变——我的直觉以为：这首先是五十年后的今天才流行的“主题创作”的超前构想与苛求，在20世纪40年代之际，是印学界、书画界人人都很陌生隔阂而极不习惯，甚至反感的标新立异做派。但由于方介堪先生是真正的专业篆刻家，出手不凡，且因篆刻区区一技介入书画文坛遂成故事主角和热点话题，而非印人圈内自娱自乐；士林惊艳，乃成一代风雅佳话。更多余的推断，是遍观民国时期，恐怕没有一个印人胆敢或有能力接受这样刁钻苛刻的挑战。
方介堪的一生，是篆刻的一生。从少时随父鬻书而附以刻印，再到拜赵叔孺为师，数十年间，结交宿耆名流有西泠中人丁仁、王禔、叶舟、唐源邺、经亨颐、柳亚子、何香凝，吴昌硕、褚德彝、于右任、曾熙、黄宾虹、张大千、商笙伯、马衡、吴湖帆、贺天健、刘海粟、徐悲鸿、于非闇、马一浮、郑午昌与同辈潘天寿、马孟容、王一亭、黄君璧、谢稚柳，均为当时书画艺术界的宗师级的“衮衮诸公”。如果说，方介堪先生中年以前的“朋友圈”即人脉资源已属旁人无法企及的丰沛，那么他的社团（学校）工作履历同样令人乍舌：初入西泠印社，赴沪后入赵叔孺师门，又参加“寒之友社”“古欢今雨社”“中日艺术同志会”“蜜蜂画社”“中国画会”“上海美术学会”各团体举办的展览、义赈活动并成为核心成员。至于在学校专任篆刻课教学的，有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中国文艺学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浙江美院。此外，他连续参与美术界大型展事的评审之记录，举主要者有全国第一届（1929）、第二届（1937）美术展览会评审委员、西湖博览会金石书画部评审委员、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当时西方式的“大美术”和传统立场上的“金石书画篆刻”的无论哪一个圈子中，他都是作为“篆刻”这一专业的代表而参与其中。可以说：不管如何名流云集，政界、学界、金石书画界，只要有方介堪在，就有篆刻印章学在——“方介堪”三个字，代表了一个艺术学科的标志。这样的殊荣，在当时罕有其匹。
其次，是作为印学研究家的方介堪。他最负盛名、独树一帜的，是对玉印的研究。摹古玉印三百方，成《古玉印汇》（1932），至今仍为最权威的玉印研究集大成之作。又摹官印七百，成《汉晋官印考存》，又编摹古印文字为《玺印文综》十四集，作为工具书，虽是迁延至身后出版，70年后，仍可称嘉惠后学，属于同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巨作。其他著作有《古印文字别异》《古印辨伪》《秦汉封泥拾遗》《印谱过目考》《介堪论印》，等等。
再来看方介堪先生的篆刻和书法创作：自1927年第一辑《方介堪印谱》出，1928年第二辑，1933年第六集，1934年第七集，1935年《介堪印存第八集（晶玉类专集）》和《现代篆刻第五集•方介堪印存》。这一段时期，是方介堪创作最旺盛也追求风格定型、个人面貌最鲜明的重要阶段。十年后海内书画名家大师、巨贾高宦，都以求得一印为荣，首先即得益于这十余种印谱的“泽被天下”，和其中体现出来而无所不在的古雅、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意境。再看方介堪先生的展览：作为一个篆刻家，介于学术（金石学与玺印学）与艺术（古玺汉印创作与明清篆刻流派印以及近年的唐宋官印式创作），它本来是“内向”自足的。即使是清末民初，篆刻家与书法家、画家的活动空间、范围也有广泛与狭窄之别、圈子大与圈子小、社会文化属性强与技能属性强的不同。比如在过去，篆刻家很少会有展览和进入公共空间的主动扩大开拓意识，而大抵是优雅书斋中手持印谱作慢嚼细咽式的品玩。但方介堪先生却以他的大胆与自信，在其精力与成就最佳的全盛期，以一个篆刻家不无孤寂的形象，却敢走向社会文艺界，与知名画家们举办联展，这在同时其他篆刻家来说，是不敢为也不能为的。
目前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查到的，有如下三次：
1935年，汪采白、郑午昌、郑曼青、方介堪举办国画书法篆刻联展（南京）；为黄河泛滥成灾而作赈灾展览：
1937年，于非闇、张大千、方介堪书画篆刻联展（北京）；
1937年，张大千、方介堪金石书画（篆刻）联展（北京）。
如果算上社团展，数量更多。而在这些联展和社团展中，方介堪大多是出展篆刻作品，即如1946年新成立的“上海美术学会”第一届展览，方氏以篆刻出展，其后潘伯鹰评论曰：“精通缪篆技巧只有方介堪先生一人，以水晶、玛瑙、翠玉、鱼牙坚硬刻来全不费事而轰动的故事，只有方介堪矣！”（见《方介堪刻印绝技》），在美术展览中单以篆刻闻于世而享盛名者，方介堪或可推为第一人。又黄葆戉撰文《玉人方介堪》并以书迹相赠，亦有云：“介堪善刻玉，其人如玉也。知介堪之意志尤比坚于玉也。”而最简要者，则为郑午昌《二十年来之方介堪》：“当时名公钜卿，每得一印以为荣，名以籍甚”“大千所用印，皆出其手”。黄葆戉、郑午昌、潘伯鹰三位或书或画，都是业内名师大匠，而方介堪以篆刻序列其间，一以知因方介堪的卓绝，而令篆刻艺术从附属地位上升为与书法艺术、绘画艺术并驾齐驱的新地步。二亦知方介堪虽书、画兼能，但其究其立身之本，或他之首为大众所认知、所标识者，仍在篆刻印章一道。这难道不是篆刻艺术的大幸事吗？又难道不可以理解为是方介堪本人的大幸事吗？
一个在艺术界尤其书画界而为篆刻艺术卓有成效地挣得平等地位者；
一个在近现代篆刻界以杰出创作实践成就而长时间在专业上享有盛名者；
一个在篆刻高手如云中，独以擅晶玉象牙之异材而特立独行者；
一个在印学上对古玉印领域有着最透彻、最全面、最领先的研究投入者；
一个以古玺印文字之学术收集研究为篆刻艺术家毕生治学功业者；
一个以篆刻一技在民国时期上海美术的展览、评审、课程教学、社团活动诸项均不缺席反而显示出独立“自成一域”的践行者；
一个在印界很重要的须师出名门、必有来历且人脉充沛的丰厚“资历”拥有者；
一个在百年名社西泠中兴时期以最核心最重要的玺印篆刻艺术专业成为中坚力量的代表者。
同道们已为方介堪先生诞生120周年编成一部文集，哲方广强转达了亲友的意思：因方老是西泠印社副社长，故希望我能站在“西泠”的角度认真写个序。回忆起二十多岁年轻时曾赴温州，趋奉方府与方介堪先生有一面请益之机缘，印象中是一位恂恂老者，历尽沧桑，沉默少言，不问则不答。当时我年纪小，懵懂混沌，除了尊敬惶恐之外，亦不敢请一词；而且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但这样的印象一直留存至今。现在熟读介堪翁的各项已有资料评论，斗胆为他老人家勾画出作为时代贡献和个人创造的上述八个素描式“影像”。亦以此，先为老辈大家的煌煌功业一祭，为他们艰难困苦的人生二祭，亦为方介堪先生对百年西泠印社作为中流砥柱而作三祭。
希望后来的西泠印社中人，千万不要忘了前辈师长的鞠躬尽瘁，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和自信自强！这是方介堪先生那一辈印家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2021年10月15日于临安中都青山湖畔，陈振濂
作者系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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