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印论资料庞杂而分散，精华与糟粕并存，需要编者细致辨别，去伪存真，汰除历代印论中的剽袭之言和浅陋之见，杜绝谬种流传，同时又必须尽量选取各种有价值的真知灼见。而《中国印论类编》的一大贡献，是以深入细致的比较和甄别，扫清历史的种种尘积，吹沙见金，让人们看到，历代印论仍然是一座光彩夺目的文化宝库。
祝竹
印论，发端于宋元，至明清而极盛。万历三十年以后，学者为印人谱录作写序跋，流为时尚。文人以篆刻为玩好，往往发为议论，著为各种形式的印说、印话，几成一种专门之学。明代印论以高度的文学性为显著特色，作者多有极高的学养，博涉多通，且精于辞章，为后世所不可企及。在印学品评上，则已初步形成体系。清代印论一方面受扬州学派影响，多了一些金石文字的考订和文献考据；另一方面，文人篆刻家参与撰写的印论增多，议论也较之明代更为切实，而更贴近创作实践。对篆刻创作中的篆法、章法、刀法等技法层面的探讨不断深入， 同时在印作的风格取向、创作态度、艺术品评等方面，也都有了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论述。这些关于印章创作本体的讨论，对印论自身独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清各种形式的印论著述，多有当时文化精英的关怀和介入，他们通于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思想潮流和文化时尚，又多精于诗文或书画，学识渊深，故能立意高远、文辞华美、蕴藉涵养，遂使印论成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我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刻印，也一直关注中国古代印史、印论的有关文献。过去阅读前人的篆刻专著， 发现往往语多雷同，一段议论，各家同云，弄不清是谁抄了谁。上世纪30年代，篆刻家蔡守在《印林闲话》中指出：“四部书中，莫若印论之书无聊。彼此剽袭，本无价值，往往有同一段文字，各书互见，且数典忘祖，不著称引痕迹,其陋如此。而其论制度，谈小学，管窥蠡测，舛谬更甚。”蔡守所描述的这种状况，是印论领域 中的一种流弊。而黄惇先生《中国古代印论类编》的一大贡献，是以深入细致的比较和甄别，扫清历史的种种尘积，吹沙见金，让人们看到，历代印论仍然是一座光彩夺目的文化宝库。
黄惇先生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印论史》一书。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印论史的著作，它填补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一 个空白领域。在这本书中，他对古代印论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还原了许多印论的历史真貌。在印学理论这个被当代学者忽视的领域，黄惇明确地提出，篆刻艺术有自己的《文心雕龙》、自己的《书谱》、自己的《历代名画记》。他认为，明代万历年间周应愿的《印说》，就是印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印论著作。它代表了当时印学界对印章美的认识，可算是这一时代的“标帜”之作。但在历史上，此书后来被杨士修节录为《周公谨印说删》，被赵宧光删节为《篆学指南》流传于世，甚至被移花接木，伪托成明代何震的《续学古编》的内容，而周应愿《印说》本身却少有人知。当我们原原本本地读到周应愿的《印说》以及许多今人不知的古代印论时，真的非常感谢黄惇先生对古代印学论著的发掘之功。
而百余万字的《中国古代印论类编》，是黄惇先生近三十年浸淫在印史、印论领域辛勤耕作的丰硕成果。黄惇先生从1982年读研究生起，就开始对历代印论资料做全面梳理摭选。自有文人论印始，直至近代，从历代印论专著、篆刻专著、印谱序跋，到历代文集、诗集；从笔记闲札、丛书汇编，到佚本、钞本、手札，皆广事采访，旁搜远绍，发掘了大批印海遗珍。因此，这部《中国古代印论类编》 取材之宽、文献量之大和作者之众，令人叹为观止。
历代印论资料庞杂而分散，精华与糟粕并存，需要编者细致辨别，去伪存真，汰除历代印论中的剽袭之言和浅陋之见，杜绝谬种流传，同时又必须尽量选取各种有价值的真知灼见，这就需要细致而有分寸的研究和选剔。明清以来各类印谱的序跋，无疑是印论资源的宝藏。但几百年间，题缀猥多，其中难免疵类。如著名的《学山堂印谱》、《赖古堂印谱》、《飞鸿堂印谱》， 其中序跋即有许多并不涉及印学，或阿谀作者，或摭拾前言，或只是吟风弄月，絺章绘句，而与印学无涉。舍弃那些无聊的文字而又绝不遗漏其中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识力，又需耐心，才能做出确当的选择。而若干有价值的序跋，往往因为版本不同而文字上有所差异，有些题跋者收入文集时又有改动。于是，如何做出有价值的判断，使编入的文字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凸显其理论价值，则更需要认真地比勘。那些零散的资料，看似无关宏旨，而一经整理归类，其内含的价值和意义顿时豁然而明。此种沙里淘金的功夫，挽救了许多长期被人冷落的散佚资料，诚为学者之幸，亦是古人之幸。还有许多冷僻资料，一般人难以得见的珍本、孤本和手抄本，常常能解决一些印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者有利于深化对印风来源、印人取法、流派特征、印作解读等方面的认识。如第二编《论印人流派》中收录了元明文集中不少关于文人与印人交往的资料，深化了我们对元代、明代印章审美观念发展的了解。对印史上诸多代表性人物，如明之文彭、何震，清之程邃、赵之谦等，此编收录的资料广采文集，或诗集、札记、 墨迹等，远远突破了常见文献。举凡种种，在书中俯拾可见。而在有关印人的资料中，注意对名不见经传的印人史料的钩沉，注明与印人相关的印谱资料，展示了印论与印人、印史的密切联系。
《中国印论类编》的著录方式，为分类汇辑。而所收文章注重章节的完整，力避割裂章句、掇取片断的陋习，汲取了古人所称的“裁篇别出之法”之“别裁法”。这种著录方式，突出了学术自身的历史性和系统性，是我国古籍整理中的优秀传统之一。搜集群书，广征而博采之；荟萃众说，精审而详择之。这种学术文献资料的汇编，使人阅之能明其原委流变，使博大深沉的学术有条理可循，使散漫难求的书籍有伦类可指。初学者可以据此获得系统而完备的知识，博雅之学者也可以藉此而启发新知。学者欲参考一事，展卷可通古今之变，辨流派之别，明沿革之详。其学术宗旨并不是简单地保存历史上各家著作的全貌，而在于从学科的立场，从研究者和创作者的需要出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古代印论的整理更切实用。有些印论的内容不限一类， 而涉及两个或数个目类者，则不避重见。这种“重复”是目录学中所谓“互著”之法的一种变化应用，既显示了古代论印文字虽简而意象丰富的话语特色，同时这种重复亦有便于学人的利用。
全书分类，系统分明，郑樵《通志·校仇略·编次必谨类例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而本编的分类，正体现了黄惇先生的学术思想。如《论印章审美》分列宗法、印与诗文书画一体论、摹拟与反摹拟、自然天趣说、笔意论、印如其人说、巧拙与雅俗、寄托、情性、兴到、写意与传神、印从书出论、印外求印论等18个专题，可视为黄惇对古代印章审美观念的全面理解和概括。早在《中国古代印论史》一书中，黄惇先生就对中国古代印论关于印章审美观的基本框架做了一个全面概括和系统阐述，将之与本编相参看，可发现黄惇先生用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去解释古典理论的睿智， 不难看出古典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方法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清初周亮工论印章说：“此道与声诗同。”古代文人作印，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借用诗歌创作的审美法则，而印论的写作，又或多或少地打上了诗话、词话的印记。古代印人多借鉴于诗，今之印人多借鉴于画。这种区别，其实是篆刻艺术文人化和美术化的分野。缘于古代印论的特质,也缘于今人往往更注重印章美术化而忽视其文化内涵，黄惇对印章审美观念的分类， 较多借鉴了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例如郭绍虞先生编纂《中国历代文论选》的方法，故本编不仅是资料汇编，也体现了黄惇对待印章审美的一种基本文化立场。其指引治学门径的潜在意义，更不可低估。
《中国印论类编》在每个大的篇目面下，都有提要。 说明分类的目的和阐释编者的印学观点。对所选资料述其背景，寻其渊源，明其价值。 提要的文字虽短，但于平实简易中，辨别源流，提示精要，简赅而精当。学术研究和印章创作两方面的读者都能得到启迪和引导。这又充分显示了 黄惇先生在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两方面的优长。黄惇先生既是当代一位杰出的篆刻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以 自己的创作能力和治学经验， 统摄和裁汰历史上的印论资料，其意义就不单纯是集辑资料从而把资料汇编的学术含量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这是前人所未及的。
前辈褚德彝先生曾说：“无论读书习字，总觉后不如前，惟独治印，愈后愈佳。”他是基于晚清以来的印坛状况有感而发的。特别是晚清四大家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的出现，将中国古老的篆刻艺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将之类比，晚清以来， 对历代印学文献的发掘整理，将历史上有影响的印论著作荟萃成专书，较重要的有三次：一是道光年间顾湘编刊的《篆学琐著》（一名《篆学丛书》）；二是民国初年吴隐编辑刊印了《遁庵印学丛书》；三是现代黄宾虹、邓实编印的《美术丛书》中收入为数不少的印论著作。他们为传统印学理论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85年，韩天衡先生编订出版了《历代印学论文选》，汇集了历代重要的论印篇章，拓展了人们对印论的视野，并对当代印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后黄惇先生出版了《中国古代印论史》，使古代印论的整理和研究走向 学术化，开辟了印论研究的新境界。而现在这部《中国印论类编》的编校整理，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当代学术眼光和理论意识，建筑起一座古典印论大厦。因此，近代以来印学文献整理汇集的发展，有如此的进步，这也可以算是褚德彝先生所说的“愈后愈佳”吧。
关于此书的校勘工作，也很值得一说。古代文献资料的整理，其校勘的难度和工作量绝不低于编纂。汉人刘向校书，重视兼备众本，彼此互勘，以定正误讹谬。黄惇先生继承了古人精编精校的优良传统，于所编资料力求搜集每一种不同的版本，彼此互相比勘，较量异同，慎审优劣，辨别折中，抉择去取。而移录正文时，以一善本为主，并于篇末注明所依版本。凡遇可疑文字，必博求诸本，徵诸相关文献及印章实物等资料，磨勘再三，方予定夺。个别字句则依择善而从的原则，据他本或相关史料改正和增补，或有异文足资参考者，则出校记注明。遇有艰涩冷僻或有歧义处，则加上简注，由此匡正了大量陈陈相因的错误，这也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中国印论类编》的起步工作，在二十多年前即已开始，雏形在黄惇先生撰《中国古代印论史》之前大体形成，可谓《印论史》的资料基础。惟其如此，其《印论史》才能做到博赅详洽，屡有精论。黄惇先生的这一治学方法，尤具启迪。黄惇先生十分重视篆刻 艺术领域内古文献的研究，把版本学、目录学以及校勘、辑佚等治学方法和古籍整理手段应用到印学文献的整理和发掘中来。他以学术为利器，判文献之真伪是非，辨版本之先后佳恶，校文字之讹谬衍夺，突破了长期以来沿袭的印论文字草率、随意的格局，以严谨的治学精神，使印章艺术成为一门严肃的学科，使印学理论的研究形成完备的体系，这对于印学领域学风的引领和宣导，功莫大焉。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中将古今载籍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认为“撰述欲其圆而神， 记注欲其方以智”。章学诚所说的“撰述”，今之“学术论文”是也；而所谓“记注”，则今称“史料”或“资料”。我以为，黄惇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印论史》和所编《中国古代印论类编》，前者得“圆而神”，后者得“方以智”，《中国印论类编》胪举之博，沉浸之深，寻源审变，详稽矜核，类于中国篆刻学的一本分类总录。内容全面、深入、切实，编纂系统、科学、细密，条理明晰，与《中国古代印论史》相辅相成，一方一圆， 构成了中国古代印论学术探讨和文献编纂的双翼。“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黄惇先生《中国印论类编》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古代印论整理和研究建立了新的里程碑。中国古代印论作为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因此而愈显得邃密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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