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治印一学纯属外行，天意安排，我却有一个内行朋友，这就是治印专家李元茂。初中时我与元茂是同学，前后桌，感情甚笃。所留记忆不多唯顽皮淘气而已，常被老师点名。忽一日，他说要参军，一脸稚气、一身新军装是我对他少年时的最后印象。40多年后，我们在北京见面，他已是金石书画方面的专家。
他现在的头衔是我国知名的书画鉴定家、书法家、治印家，央视“鉴宝”专家，西泠印社社员。他生长在山西，是山西金石书道事业的开创者，1983年与同仁们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研究金石书画的专业机构山西省金石书道研究所，填补了我国该专业机构上的空白。其人其事载入《中国印学年表》。这是山西自明末傅山之后，三百年来被印学史册入载的第一人，也是山西加入西泠印社的第一人。他曾任海南省博物馆业务馆长，现定居北京。
老友重逢，一言难尽。我就设一饭局，顺便向他学艺。
我说：“我们弄文字的，千言万言还不能尽其意；画家动辄六尺八尺宣，甚至百米长卷，也不能收其景。一印章，方寸之间，能容下多少学问？多少思想？”
他说：“作家、画家取材用纸，印人取材用石，石是印的载体，印料与印章之间有本质的内在关联。石不上等，则印不入流。未曾刻字，石上就分高低。这一点比写文作画还讲究。”
他对国内出产的四大名印石及其各地产的小矿坑的印石研究多年，只要看上一眼，就能知道它产于某地、某坑、某洞。他多次赴寿山、青田、昌化实地考察印石，采集标本。有一次为向石农学艺，在产地坑边一住三个月。对石中之王——田黄的鉴定研究他更是付出了近一生的心血，发表了多篇关于田黄石鉴定的专业论文。2002年他还出版了专著《名石治印》一书，专门论及各种印章石的品级。那时候在国内还没著作论及印章石的好坏，这本书为后来一系列的专著开启了先路。
我说：“印章符号而已，哪有这许多讲究？”他说：“这符号是祖先留下的文字符号，不敢造次。治印，最起码不能刻错字。你先得敬先礼贤，继承前人，把這些符号弄清楚，才敢说创造。”
他在入印文字上下过很大功夫。古代有关篆字的各种器物：两周钟鼎器，先秦的石鼓、绎山，汉代缪篆石刻及清人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篆书他无所不临。为记住篆字造形，他曾临写《说文》十遍。后来他不但能把说文五百四十部首背写下来，弄清古文字中形、音、义的关系，还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他在1972年遇到了一位文字学方面的高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当时张先生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他就拜其为师，张先生介绍给他的学术著作是王国维著的《观堂集林》，并且告诉他说：“一个篆刻家，既要是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还要是一个文字学家。”从此，他跟随张先生师法清乾嘉学派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王筠、朱骏声及王国维，用了十年时间来研究古文字考据学。他还弄清了先秦各国古文字的来龙去脉。这为他以后步入全国印坛之林奠定了深厚基础。但是，他说，他只愿意做印人，做书画鉴定家，不愿意做专门的古文字学家。他研究古文字只是为篆刻打基础，起码不要写错字。上世纪80年代他曾专门发表《篆刻中篆字错写问题》的论文。其专著《名石治印》中，他对其所刻印的每一个字，都要考证出来龙去脉。
我说：“同是艺术，人家张艺谋搞奥运开幕式，调动上万人，何等风光；你戴一副老花镜，伏案雕虫凿米，怎耐得这种寂寞？”
他说：“艺术不分高低，学问只要精深。只要钻进去，就其乐无穷。篆刻这一脉源远流长，永续不断就是明证。再说，现代艺术也离不开传统，奥运会取篆刻作徽标就是最好的例证。”
李元茂追根溯源，在研刻中国古代印章上下了大功夫。他用半透明的日本美浓纸蒙在印蜕上，仔细摹写。刻了又磨，磨了又刻，足足刻了2000方汉印。他又对明代以后的流派印进行摹刻，凡是见到样式奇特的印式，或某书画家、鉴藏家的印鉴，他都要特别仔细地摹刻下来。后来他觉得美浓纸的透明程度还不够满意，就用刻蜡版用的蜡纸加油烟墨、肥皂水，进行摹写。他用这种方法又摹刻了明清流派印与名家姓名印千余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都在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他萌发了刻百寿印的想法，到处搜集古今关于寿字的资料，共收集了500余个单独寿字。他将每方寿字印用他所涉猎过的印式刻出来，几乎每一方印都有不同的章法和刀法变化，终于在1968年夏天刻成了《百寿印存》组印。随着形势的变化，万寿无疆口号的退去，他从治印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庞大的组印，总感到是徒有其形，不得其神，便下狠心将其全部磨掉。
1977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本对华旅游开始，篆刻有了新用场。李元茂也开始忙于为外国友人治印、创作书法作品。这时他又想到了重新创作刻治百寿组印，这距离第一次创作已过了10年的时间，终于他在1978年第二次刻就了《百寿印存》。百寿印拓出来后，在友谊商店很是畅销，日本友人争相购买，有时一个旅游团人手一幅。随着百寿印名气的增大，他的名气也走出国门。1982年，中国新闻代表团就携带元茂的两件《百寿印存》赴朝鲜，作为金日成七十大寿的礼品。1985年，日本学者小岛信子出版《冬蔷薇》诗集，该书的封面用的是元茂的《百寿印存》。但他仍不满意，又磨掉重刻。到1994年，纪念邓小平九十寿辰全国书法篆刻邀请展，他已重刻完成百分之九十，拓出来参加了展览。会后，他仍觉水平不够好，就又全部磨掉。朋友们都想再看到他的百寿印，但他总说火候不到。这种“寂寞”还不知要守多久。我们期待着李元茂的百寿印存的第四次出台。
李元茂自1973年以自学成才调入山西美术工作室后就与国内书法、篆刻大家来往甚密，尤其是与杭州的沙孟海先生来往更多。沙老经常给他来信鼓励，并给他亲笔题写了《徐徐斋》书斋匾。山西书画界与杭州西泠印社的交流大多是由他联系。1975年，他还担任山西省赴杭州西泠印社书法篆刻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朱焰），赴杭州与西泠印社的同道进行艺术交流。但是李元茂一直没有加入西泠印社，他为人低调，总觉得自己不够格，要加倍努力，从不“跑官”而等“组织”说话。直到2003年西泠百年社庆时，元茂才由印社的资深社员推荐加入了西泠印社。当时，副社长陈振濂看了沙孟海先生写给元茂的信及当年元茂与西泠印社同仁的老照片时说：真是一个新入社的老社员！其治学态度可见一斑。
听了他的侃侃而谈，我还是要提俗人之见。我说：“印者，印记；章，图章，留个记号罢了，还能有多大用？况且现在多用签名、密码，谁还用什么大印？你看哪个明星、球星不是苦练签名，而从不盖印。”
他说：“这你就不知了。印有四种，一是老百姓的名章，就是俗称盖个‘戳子；二是官印；三是艺术印，我们常说的篆刻；四是‘真印。这真印根据易经原理，沟通天地灵气，虽治的是方寸之印，却含做人、处世、为官之理，依印行事能成正果。”
我大奇，愿闻其详，请举一例。他说，比如你要刻一“王”姓之印。现在已知“王”字的天格为土属，还须把姓名核实清楚，按其名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的序次换算其与父辈、侪辈与子辈相生与相克的关系，得出其名的地格与人格为何属，在布置与刻治中施以“助”技。如笔画之势，布局之态。
他又说：从形式而言，真印在印材、文字、布置与刻治的基础上增加“刻制礼仪”，包括审度天时（避雷风雨电）与立升印本。礼仪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貌似形式，实可通于宇宙天地的本性。真印需在心诚的自身大前提下进行，在刻印前须选其吉日、吉时，沉心静气，沐浴，按师傅所传之法打印稿刻之。
从根本上说，真印的原理是推变之印，须及石真、字真、图真、格真等四真皆具之“天人合一”的要求，方能构成升变的基础，而祈抵升华的目的。在《礼记·礼运》中已有提示。“真”字在《说文》匕部，从匕、从目、从八；匕即化也，有变化之意，故称真印。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印玺沟通天地灵气，使之按照人的意愿信息而变化。我得此传授，又经过数十年研究，发现凡刻真印与人者必验，但我自己也必大病一场。”
啊，我明白了。元茂治印不是刀与石的碰撞，而是身与心的结合。至于真印的得主是否真灵，还要看自身的修炼，但元茂的创作确是一片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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