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印坛赵之谦，号悲庵。其印学取法广猎博涉，以“印外求印”的思想开创性的发展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以书入印”的创作思想，开拓了印坛新境，并投身于实践。进而对晚清印学发展以及近代篆刻艺术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悲庵;印外求印
一、“印外求印”思想形成之背景概述
清朝晚期，国家乃为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国家性质逐渐发生改变，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奇变时期。任何一门艺术皆为当时一定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思想的产物，社会政治经济的突变必然影响文化之变，篆刻艺术亦是如此。加之统治者为稳定统治实行文字狱，众多文人士大夫投身于金石考据之学，以致金石之学空前鼎盛，金石收藏风靡朝野，金石著录亦大量面世。这为篆刻艺术的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和条件，致使“开拓性”印人开始注重发掘传统碑版与器物丰富的美学内涵，并运用于印章创作之中。
篆刻艺术发展到晚清时期，“印坛重镇”的浙、皖两派逐渐走向定势，趋于末流。鉴于此状悲庵看得很透彻：“浙宗自家次闲后，流为习尚，虽极丑恶，犹得众好;徽宗无新奇可喜状，学似易而实难。巴、胡既殇，薪火不灭，赖有扬州吴让之。”（1）浙派篆刻风格由雄健沉稳逐渐趋于精巧，虽得时人所好，亦如俗物，皖派由刚健恬静转而纵横奇特，独立别帜。在此可看出赵之谦是崇皖抑浙的。在浙皖两派的巧拙之论中：“浙宗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庵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2）以悲庵之见，在浙派摹印家中唯有丁敬身将刀法、笔法、篆法三者巧妙的融合于统一体中。浙派发展到赵次闲，过于依赖刀法，沦为巧之极之境地。正如魏锡曾言：“流及次闲，偭越规矩，直自郐尔。”（3）从而引出“浙派后起而先亡”（4）之论。对于此见实有偏颇，浙派只是停滞发展，并无魏氏所说“先起后亡”。其又道：“若完白书从印入，印出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5）皖派由邓将具有个性风貌的篆书引入印中，巧妙地实现了“以书入印”之理，为皖派印学注入新鲜的血液，铸造了皖派在当时印坛的高峰，让翁又继而弘之。然随着时代的逐渐变化和印学内在规律的发展，让翁依然持之以往的创作态势。此时悲庵在印学发展的宏观态势下，于《书扬州吴让之印稿》序中言：“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6）前后迥异之评价，并非对让翁心存偏见，实则以评价浙皖两派发展之概况来表达其“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的开拓创新之举，以求“印外求印”之新境。
二、“印外求印”思想
由于晚清印壇发生变革，浙皖两派相继走向末流。此时的赵悲庵几经北上，又与胡澍、魏锡曾、潘祖荫等好友交流金石之学，艺术视野得以大大开拓，另悲惨之遭遇亦激发其创作之态。正如其言：“弟在三十前后，自觉书法篆刻尚无是处，壬戌以后，一心开辟道路，打开新局。”即对“印中求印”的不满以及不愿沦于“以书入印”，从而极力发展和开拓“印外求印”思想。
叶铭于《赵撝叔印谱·序》中说：“善刻印者，印中求印，尤必印外求印。印中求印者，出入秦、汉，绳趋轨步，一笔一字，胥有来历;印外求印者，用闳取精，引伸触类，神明变化，不可方物。二者兼之，其于印学蔑以加矣。”（7）道出悲庵的篆刻艺术的创作思想——印外求印。相对于“印中求印”，“印外求印”是比较宽泛的概念与开放的创作观念模式。在秦汉印章之外寻求印章创作的养料：既可是书法、绘画、金石文字等艺术形式，亦可为在形式艺术之外的学术思想。对于种种印外文字，将其融会贯通于印作成为悲庵的第一要务。而他并非纯粹的将这些文字移入印章之中，而是取其风貌特征，加之其个性篆书风格、印内修养，即：“印外求印”思想在“印中求印”理念和“印从书出”观念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并与其相融合，以此指导实践。
其实，悲庵曾提出过“印外求印”的相关理念：“刻印以汉为大宗，胸有数百颗汉印，则动手自远凡俗。然后随功力所至，触类旁通，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额造像，迄于山川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皆趣，乃为妙语。印以‘内为规矩，以‘外为巧，规矩之用熟，则巧生焉。”（8）悲庵所说的“印内”是指秦汉印章;而“印外”则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上追彝器古文，下至汉碑六朝碑刻为入印文字，拓宽了篆刻艺术入印文字的范围，深化和发展了篆刻艺术。其二为将自然百态外化于印章之中。其实山川花鸟无关于印章，意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理。
三、“印外求印”的实践
“印外求印”即是世界观，亦为方法论。“印外求印”思想与实践两者相互影响：一方面以实践得“印外求印”之思想;另一方面，在“印外求印”思想指导作用之下，促进实践的发展。悲庵在“印外求印”思想的指导下，大胆实践，积极开展。其初学浙派深入篆刻短刀碎切的刀法;又由浙入皖，学习完白“以书入印，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以及对疏密关系的把握，即“疏可走马，密不漏风”和“计白当黑”的理论的借鉴;继法秦汉，获取对篆刻浑厚气息和基本章法的营养，又广取印外金石文字，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印外求印”的创作模式。以下为悲庵部分印作之简析，可窥探其“印外求印”思想之一斑。
（一）取两汉金石
朱文印作“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得汉代吉金法。印文借鉴“长宜子孙镜”铭文，篆隶笔法，结构简约，线条清雅遒劲，断连处理得金石古意，不论是字形处理还是章法的安排皆作合理调整，整体虚实有致，曲直相宜，实为妙笔。
取法《汉鄐君开通褒斜道碑》，将隶意融于篆的白文印作“灵寿花馆”，疏密安排尽得大开通之神韵，以致朱白分布错落有致，有大开大合之效果;线条粗细匀称，然善用线条作非等距的排列，以造视觉的聚散之态;用笔方圆合度，如将两者相较定自不待言。
（二）法秦权量诏版、六国货币文字等
白文印作“竟山所得金石”虽无秦诏版字形大小之变，尽得错落参差之空间分布、极具方折笔画之率真意味;朱文印作“郑斋所藏”取法六国货币文字。此印并无照搬原字，笔画平直，字形大小对角安排，‘郑与‘藏对角体量较大，使空间疏朗，章法自然。
四、余论
悲庵以“印外求印”思想指导实践。不论是以上取法还是其他，其始终秉承“不泥乎古而实合于古”的创作原则，将印外金石文字纳入其中，并非西方所谓的“拿来主义”，机械的把金石文字中的某个字或者某个笔画直接植入印面，而是颉取金石碑刻中益于印面营造的积极因素，合理的印化处理，巧妙糅合，“神明变化”。其思想启蒙了同代印人，亦影响了后者。
注释：
清赵之谦《书扬州吴让之印稿》，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597页。
同上。
清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596页。
同上。
同上。
赵之谦《书扬州吴让之印稿》，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597页。
叶铭《赵撝叔印谱·序》，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下册，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610页。
赵之谦《苦兼室论印》，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第1032页。
参考文献：
[1]邓散木.篆刻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2]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上下卷）[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
[3]黄惇编.中国印论类编[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
[4]李刚田，马士达.篆刻学（上下）[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5]齐渊.赵之谦编年印谱[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8.
[6]张小庄.赵之谦研究（上下）[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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