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印是玉质印章的简称。而玉，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玉，指主要成分为硅酸钙的角闪石，硬度在莫氏6度以上，比重大于2.55，以新疆玉为代表，亦称为软玉；另指主要成分为硅酸钠和硅酸铝的翡翠，因其硬度高于7，比重大于3.2，故也称为硬玉。广义的玉，泛指“石之美者”。除了软玉（含产地以辽宁为主的岫玉）、硬玉之外，青金石、绿松石、孔雀石、虎睛石、水晶玛瑙甚至珊瑚、琥珀都包括在内。自然界有二百多种美石，能做印材的不下数十种——其中尤为著名有福建寿山石，浙江青田石、昌化石，内蒙的巴林石，江西的上饶石，以及近年涌入国内市场的印度石、老挝石等等，一般来说，莫氏硬度4以下，能直接用钢刀镌刻成印的印石皆不在玉印材之列。
据上海博物馆孙慰祖先生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存世的古玉印约有五百余方：其中汉印居多，战国印次之，秦印稀少。在最近出版的《新见古代玉印选》（续）一书的编辑说明中写道：新出现的晶玉、玛瑙、松石等质地的玺印又有数百件之多，年份亦自先秦始。故虽有明代甘旸的“三代以玉为印”之说，然无实物佐证，断为“玉印始于战国，至汉而盛”是客观的。
古玉印多为复斗造型，顶部穿孔，便于系绳佩戴。欣赏传世和出土的玉印，制作精湛、简朴大气。少量玉印以龟、蛇等动物为钮，形神俱备。陕西咸阳出土的“皇后之玺”（图一）可谓代表作，虎钮传神、玉质诱人、印文庄严，一派皇家风范，目睹公元前二百多年御用工匠的杰作，直令今人叹为观止。
古玉印主要以圆形砣具蘸解玉砂琢治而成。早期的玉印，文字线条两头尖，中间粗，底部呈半圆状。如“千足”“肖贤”（图二），“千足”两字笔画虽少，却安排妥贴，文字与框的粗细及与印边的距离恰如其分；“肖贤”两字笔画相差倍余，却能穿插呼应、疏密得当，印面构成极具匠心。在走向成熟的战国玉印中，这二枚玉印应是优秀的印例。
到了汉代，由于印章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印章艺术的高度发展，而玉印文字方起方收的线条特征，反映了当时治玉工艺的长足进步。汉玉印多以两字为主，左右排列，切合了小篆修长的书体特征，使印章呈现出有别于多字铜印的自然美。如“皮聚”“恒启”二印（图三）：前者“皮”字多取弧形，“聚”字横平竖直，整体静动相倚，别出心裁；“恒启”两字一任笔画多少，平分秋色，“启”字上部的穿插颇见巧思。
值得一提的是，汉玉印中的鸟虫篆是一朵奇葩，至精至美。如“石贺”“武意”“曹 ”等印，风格多样、形态别致，开创了“鸟虫篆”印风的先河。两汉玉印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始终是后世印人治印的典范。
民国初期，由于砣制设备及其工艺的流失，玉印采用锤击镶有金刚钻的圆棒凿刻而成。高手润例每字两块大洋，擅长者一天只能凿一印。图五小篆“幼兰”“言慎”二印的规矩、大篆“吕锡章”白文印的古朴、隶体“贵郭雅秀”的秀雅，均表现出民国凿印水平的高超。笔者曾定制小锤和金刚钻棒尝试凿玉成印，深感其难！
据老一辈印人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有个名叫藤村的日本人率先引进喷枪、喷砂箱和气泵三件套“电刻”设备，在上海虹口区日租界开设“藤村印房”承接玉印订单，工艺完全保密。不料一次设备出故障，检修的师傅是中国人，技术一流，在修好了设备的同时，便破解了“电刻”的奥秘。稍后，以掌柜高渭泉命名的“渭泉印社”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开张接刻玉印，顿时打破了日本人的一统天下。如图六“章宫荣”水晶印出自日本人之手：平心而论，此印自左向右排列，取悬针篆颇有新意，察之内框和几处细部有修正凿痕，是印放在今日亦称一流工艺。“宣素琴”和“沈裕泰章”“沈裕泰号”两面印皆民国货。那时尚无高温逼红、化学染色和激光变色等技术，玛瑙灰赭、淡茶的本色也不失自然美。“宣素琴”融大小篆于一印，“宣”姓用大篆，日拉长与名字协调，名字“素琴”弧形笔划与“宣”姓的宝盖头呼应是亮点。
沈氏两面印为刘友龙前辈所刻：“沈裕泰章”（图七）取大篆搭边，古朴充满张力，“裕”字上下结构，“章”的下部留白与“沈”呼应亦见巧思；印侧“沈裕泰号”采用隶体直排，犹如从前商铺的招牌、挂帜，稳重醒目。刘老无论真、草、篆、隶，均胸有成竹，直接反写印面，此功底今日印林有几人能望其项背？！
解放后，经历了“公私合营”，私人印社并入国营刻字厂，部分业者改行，但手工与机器相结合的玉印刻制工艺依旧未变，门市部承接的玉印基本上都是姓名印，极少词句闲章。
笔者自1979年调入上海友谊商店古玩研究室专职治印，五年后主持静安篆刻中心仍以治印为业。期间与同辈书画家共事，承接世界各地来沪宾客订单，他们对印章的喜爱和对印材的多种需求促使笔者与同事一起攻关刻玉，并陆续创作不同材质、不同风格的玉印。图八“张正”鸟虫篆，印材为旧藏藻草玛瑙，取汉玉印至精者“张应”之姓，配相应字体之名，此公肖蛇，特饰蛇于“正”中，古风卓然。翡翠印“丹青无声颂千秋”为明代徐文长诗句，“千秋”合文，古已有之。“曾经沧海”“金石千秋”两方白文印往往被误以为石印材，手持实物才会感觉玉质刻出金石气的难能可贵。
又如图九“大吉祥”青玉印（羊字古通祥），融合汉晋铜洗鱼鸟图、铭，钤于纸面，顿显祥瑞气息。“光前裕后”为兔年立秋的静心之作，是为数不多的几方白玉自用印。近作“王金华”和“心手合一”（图十、十一）分别为孔雀石和金发晶材质，后者为书法名家阮大仁先生定制。而图十二“长乐未央”“千秋万岁”大翠玉对章，用金刚钻琢制瓦当意味，尚未见他刻。至于双刀阳识落款，在玉印中也非常少见。
应该强调的是，刻玉的基础是刻石：石与玉质不同而性相近，二者长久以来统称玉石，在成印过程中分朱布白，先篆后刻则完全一致。笔者有了刻石印的经验积累，才能在治玉印的探索中不断进步。换言之，没有刻石印的体验和基础去刻玉印，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另需说明的是，玉质印章的喷砂成形，犹如牙、角印章的剔底，同为深入印面便于进一步刻制。喷砂后的印文是垂直于印面的，线条生硬，用钨钢刀“以硬克硬”，经过琢刻笔道方显圆润；一枚玉印从磨面到完成需六道工序，花的力气和所费的功夫比石印大得多，因此上品玉印珍贵难得也就很自然了。即使在玉刻工艺现代化的当下，玉印存世量与石印相比，恐怕也只及万分之一。
自古以来，玉乃吉祥、富贵的象征。秦汉以降，社会即有佩戴玉印的风尚，“君子比德与玉”，玉印素为识者所珍，然而治玉印人却寥若晨星，盖因玉质坚硬不易受刃，琢玉困难且费工所致。是故能刻石者成千上万，善攻玉者不及千一。笔者运用传统技法、结合现代工具攻玉治印，忽忽将近四十年，得失之间，甘苦自知。
中国的玉文化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豪放大气的岫玉制品，良渚文化精美绝伦的软玉礼器皆为明证。玉印文化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有實物可证的历史也约有两千五百年。身处社会太平、经济发展的盛世，继承和发展玉印文化，研究和提高玉印的艺术含量，创作一批上乘玉印留存于世，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应是当今治玉印人的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韩天衡，孙慰祖编.古玉印集存[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雕刻工艺技术[M]. 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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