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谱是以印章为载体的一种特殊的古籍善本，是研究篆刻、文人交游、文字学、书画鉴定等方面的重要史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印谱的历史可以上溯北宋。北宋崇宁、大观年间，专以古玺印为辑录对象的书刊开始出现，比如杨克一的《集古印格》、王厚之《汉晋印章图谱》等。南宋淳熙三年，王俅《啸堂集古录》将37方古玺印与商周青铜器铭文合辑一书，使印谱成为金石学著录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而言，该阶段属于印谱形成的初始阶段。
明代中期以后，《顾氏集古印谱》《杨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以及郭宗昌《松谈阁印史》等四部印谱的刊行，奠定了印谱的基本范式，即木刻序跋、板框、释文、原印钤拓。一方面，增强还原性，改变了以往对古印玺临摹导致的布局和线条的失真，可以让人直观感受印面的气韵，与古人神交;另一方面，便于批量化，相对固定的排版设计使印谱这种原本仅是文人书斋雅好的私辑走向大众，成为可以批量印刷发行的书籍，扩大了印谱的普及度。
《学山堂印谱》
明代隆庆六年，上海的顾从德委托王常精选“古玉印百五十有奇，古铜印千六百有奇，家藏借四方者集印数年乃成，仅廿本”，汇辑而成《顾氏集古印谱》。由于该印谱为原印钤拓，殊为不易，一时为印林所重，明代篆刻家甘旸在其《印章集说》中赞曰：“隆庆间，武陵顾氏集古成印谱，行之于世，印章之荒自此破矣。”然而，20部印谱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三年后，顾氏将《集古印谱》重新增删后再度付梓发行，并由王稺登定名为《印薮》，“顾氏谱流通遐迩，尔时家至户到手一编。”此谱也是目前存世的最早的原钤印谱。
清代初期，印谱在传承前代风格的基础上，逐渐凸显文人化倾向，文人雅士热衷搜罗、辑录与钤拓工作，以此标榜求古意趣，印谱所辑录的印章规模日益庞大，其中以“三堂”印谱为最，即张灏辑《学山堂印谱》、周亮工辑《赖古堂印谱》和汪启淑辑《飞鸿堂印谱》。
清初汪启淑，自称“印癖先生”，酷嗜集印。17岁时就开始着手辑录《飞鸿堂印谱》，至48岁时定稿，历时三十余年。《飞鸿堂印谱》共计40卷10册，由金农、丁敬校定，金农书“偶爱闲静”于扉页，共收录印作近3500枚，印人达360余位，包括丁敬、陈炼、桂馥、董洵、汪成等，印文大多出自诸子百家、名家诗词，沈德潜、厉鹗、梁诗正等序跋、题诗五十余篇，堪称皇皇巨制，乃集清代乾隆时期印家印作之大成。
汪启淑还辑录出版了《汉铜印丛》《汉铜印原》《讱庵集古印存》《静乐居印娱》《悔堂印外》等印谱达28种，可谓印谱界巨擘。这些印谱也成为清代中后期篆刻家临习研究的典范。此次展览中所展出的一本《锦囊印林》开本高仅7.2厘米，宽5.3厘米，为所见印谱中最精小本之一，但制作精美，外用宋锦特制函套，函套外有蓝布套，蓝布套外还有紫檀木盒，装帧极其考究。全谱共录印236方，成谱于乾隆十九年。
清代中后期，以浙派丁敬、蒋仁、黄易、奚冈为代表的新印风开始风靡印坛，篆刻家开始从师古转而创造，特别是从汉印中汲取养分的基础上融入个性。浙派之首丁敬在《论印绝句》中曾曰：“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丁敬认为，篆刻艺术不能墨守成规、师古不化，要敢于“思离群”，摆脱思维藩篱，鼓励创新，张扬个性。
《西泠四家印谱》由钱塘丁丙辑录浙派四家印蜕而成，为钤印本，谱首有高学治题签，依照印人分为“龙泓山人印谱”“吉罗居士印谱”“秋景庵主印谱”“蒙泉外史印谱”四册，每谱前均有印人小传，成谱于光绪十一年。《八千卷楼印存》由丁丙辑录浙派八家而成，除前列四家外，尚包括了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全谱总录印149方，成谱于光绪三十年。
乾嘉时期的金石考据成为清代中后期学术的主流形态，学术和考古推动了印谱题材的拓宽，诸如古玺、陶印、封泥、元押、唐宋官印等均成为印谱的常见要素。这一时期的印谱还出现分类和细化，各种别具特色的印谱相继出现，比如《七十二候印谱》（李仙舟辑），谱首阐述一年间七十二候的原委和理解文字二则，每候刻成一印，共计七十二印，成谱于嘉庆十二年;《双虞壶斋印存》（吴式芬辑），收录古朱文小玺、玉印、牙印、瓦印、子母印、两面印等，全谱总录印1011方，成谱于道光二十年前后。该谱选印精严，钤拓古美，被罗振玉誉为近代最精美的印谱。
清末民国时期，印谱开始进入大繁荣大发展的阶段。明清两代的印谱以原钤为主，注重印谱家的个人审美意趣，但由于制作难度较大，所以难以大面积推广。随着石印、珂罗版、锌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印谱的出版发行开始从追求审美、小范围流通真正走向市场。此时，还出现了以印社组织为核心的印谱出版活动，西泠印社、宣和印社、有正书局等印社组织和出版机构将印谱出版推至大规模商业运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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