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善扬（1765-1807），字顺父，号几山，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由于嘉兴之南湖又名鸳鸯湖，所以与同郡另外三位篆刻家（文后山、曹山彦、孙桂山）合称“鸳湖四山”。钱善扬篆刻取法秦汉苍茫古朴，又多有别出心裁者，工稳中寓自由之趣味，英年早逝，流传作品极少，曾为同郡大金石收藏家清仪阁主人张叔未刻印。
边款中提到的“蒙老”就是西泠四家之一的奚冈（1746-1803），字铁生，号蒙泉外史。西泠四家是乾嘉时期崛起的四位篆刻家，因均为杭人，故并称“西泠四家”。西泠四家之作品资料均不多见，其中奚冈之研究资料更是少之又少。奚冈曾为大书法家梁同书篆刻多枚常用印。《两般秋雨庵随笔》是清代重要的一部笔记，足与《容斋随笔》相颉颃，奚冈曾刻“两般秋雨庵”朱文印，边款“癸丑秋铁生为接山四兄篆刻”。今见钱氏此印，虽非铁生真龙，但亦能窥见其篆刻风格，更对理解浙派发展之路径有所裨益。
何为浙派篆刻正脉？
最新出版的《钟矞申印存》（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序言中，童衍生先生提到“在印学界，赵次闲、钱松之后，浙派篆刻家中，作品面目、印风较工整者，多称之为‘新浙派”。赵次闲（1781-1860）、钱松（1818-1860）是西泠后四家，钱善扬的生年在赵钱两人之前，篆刻亦学习浙派风格，当目为“老浙派”之列，也就是离浙派的创始人丁敬（1695-1765）、蒋仁（1743-1795）时间不远，还能继承前辈遗韵，与之后的“新浙派”发展路径殊异。
说起“浙派”与“西泠六家”、“八家”之名，孙慰祖先生在《陈鸿寿篆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序言中提到：“在篆刻史上，陈鸿寿等形成的西泠六家、八家的名目，是‘人以谱名现象的一例。西泠四家、八家作为一个篆刻流派的名称，与先后几种印谱的汇辑具有直接的关系。”
可斋先生提到了光绪九年傅栻编《西泠六家印谱》在江南的传布（笔者曾见静乐簃藏本，题购于吴门孙氏店肆，前有冒广生题赠吴昌硕观），后二年丁丙又编《西泠印谱》及重辑本，再后，丁仁辑《西泠八家印选》增加钱松，这样“‘六家‘八家之名遂成定格，成为篆刻史上约定俗成的一个流派的代表性群体。以八家为代表的浙派篆刻声名，也更进一步彰显于南北印坛”。这样的“人以谱名”，使得西泠八家被目为浙派正脉，其他学习浙派且颇有成就者极易被八家所掩。这样对于篆刻家而言，声名堙没就司空见惯了。同时，对于浙派篆刻研究而言也无异于画地为牢。寒斋所藏《鸳湖四山印集》中的四位篆刻家就是一个例子。
沙孟海先生《沙村印话》提到了“浙派亦独指西泠诸子”，似乎“浙派”非杭人莫属。“顽伯之不宜隶徽宗，犹撝叔之不宜隶浙宗。诚以地域分派，则让之圣俞亦将为文家支流耶？”沙翁态度是很明确的，就是单独以地域来划分流派显然有失公允。
浙派从丁蒋而来，绝非后世所认为的“鹤膝燕尾”者。魏锡曾指出“让之生江北，未遍观丁蒋作，执曼生次闲谱为浙派”，又说“习次闲者未见丁谱，自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而不知其他”。这样的话，一方面会将浙派仅仅局限于陈曼生、赵次闲的风格，另一方面也极易将浙派篆刻仅仅限于杭人作品。这种看法是对浙派的误读甚至曲解。
浙派篆法直接汉印，对后世篆刻家影响深远。一些之后成为一代宗师的篆刻大师，早年多从浙派入门，并不同程度地受到浙派篆刻的影响。白石老人更有“印见丁黄始入门”的论断，其中丁敬与黄易都是浙派主要的代表。
钱氏治印汲取浙派章法
从钱氏“白圭三复”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学习浙派之风格。浙派篆刻的方正整饬的篆法是其主要风格之一，这是源于对于汉印的理解。“白圭”二字上下排列，其中八根横线较为整齐的排列，同时，篆刻中章法的“挪移”也是其产生艺术效果的主要手段之一。印中将“白圭”二字右移，使得这二字更加紧凑，同时将“三复”二字横向延伸，犹如隶书之章法，增强了章法的变化，使作品生趣盎然。切刀的运用使得线条有锥划沙的效果，如书法之中锋，同时出现的波磔感使点画具有隶意，也使作品呈现出浑厚与苍茫的质感。边款文字虽为小楷，读来却不失行气，足见作者之书法造诣。
奚冈的“寿君”白文印边款中提到“仿汉印当以严整中出其谲宕，以纯朴处追其茂古。方称合作”，也就是在整饬的篆法中安排变化，使得印章平中见奇，同时通过纯朴的线条来追求古意。他在“金石癖”白文印边款中也不忘提到书法之于篆刻之意义，“作汉印，宜笔往而圆，神存而方。当以李翕张迁等碑参之”。浙派篆刻布篆之特点，以及文字中的隶意由此可见。读钱氏所刻“白圭三复”如面铁生，深得上述二语之三昧。
“白圭三复”语出《论语· 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诗经· 大雅· 抑篇》：“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圭的污点还可以磨得掉;我们言语中的污点，就没办法去掉了。南容把这句话读了又读，说明他是个谨慎的人，所以能够“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唐代诗人骆宾王有诗：“一诺黄金信，三复白圭心。”类似这样的闲章正是明清文人篆刻的一大特点。
我们从出版过的印谱资料中没有找到奚冈的“白圭三复”印，惜乎，惜乎。但能从与其相去不远的钱善扬作品中见到“同蒙老法”的作品，亦有得之東隅之幸。
此印作于1807年，那年奚冈下世已五年，也是钱善扬生命的最后一年，钱氏享年四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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