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三複,何為浙派篆刻正脈,錢氏治印汲取的浙派章法

錢善揚(1765-1807),字順父,號幾山,秀水(今浙江嘉興)人,由於嘉興之南湖又名鴛鴦湖,所以與同郡另外三位篆刻家(文後山、曹山彥、孫桂山)合稱“鴛湖四山”。錢善揚篆刻取法秦漢蒼茫古樸,又多有別出心裁者,工穩中寓自由之趣味,英年早逝,流傳作品極少,曾為同郡大金石收藏家清儀閣主人張叔未刻印。

邊款中提到的“蒙老”就是西泠四家之一的奚岡(1746-1803),字鐵生,號蒙泉外史。西泠四家是乾嘉時期崛起的四位篆刻家,因均為杭人,故並稱“西泠四家”。西泠四家之作品資料均不多見,其中奚岡之研究資料更是少之又少。奚岡曾為大書法家梁同書篆刻多枚常用印。《兩般秋雨庵隨筆》是清代重要的一部筆記,足與《容齋隨筆》相頡頏,奚岡曾刻“兩般秋雨庵”朱文印,邊款“癸丑秋鐵生為接山四兄篆刻”。今見錢氏此印,雖非鐵生真龍,但亦能窺見其篆刻風格,更對理解浙派發展之路徑有所裨益。

何為浙派篆刻正脈?

最新出版的《鍾矞申印存》(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序言中,童衍生先生提到“在印學界,趙次閑、錢松之後,浙派篆刻家中,作品面目、印風較工整者,多稱之為‘新浙派”。趙次閑(1781-1860)、錢松(1818-1860)是西泠後四家,錢善揚的生年在趙錢兩人之前,篆刻亦學習浙派風格,當目為“老浙派”之列,也就是離浙派的創始人丁敬(1695-1765)、蔣仁(1743-1795)時間不遠,還能繼承前輩遺韻,與之後的“新浙派”發展路徑殊異。

說起“浙派”與“西泠六家”、“八家”之名,孫慰祖先生在《陳鴻壽篆刻》(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年)序言中提到:“在篆刻史上,陳鴻壽等形成的西泠六家、八家的名目,是‘人以譜名現象的一例。西泠四家、八家作為一個篆刻流派的名稱,與先後幾種印譜的彙輯具有直接的關係。”

可齋先生提到了光緒九年傅栻編《西泠六家印譜》在江南的傳布(筆者曾見靜樂簃藏本,題購於吳門孫氏店肆,前有冒廣生題贈吳昌碩觀),後二年丁丙又編《西泠印譜》及重輯本,再後,丁仁輯《西泠八家印選》增加錢松,這樣“‘六家‘八家之名遂成定格,成為篆刻史上約定俗成的一個流派的代表性群體。以八家為代表的浙派篆刻聲名,也更進一步彰顯於南北印壇”。這樣的“人以譜名”,使得西泠八家被目為浙派正脈,其他學習浙派且頗有成就者極易被八家所掩。這樣對於篆刻家而言,聲名堙沒就司空見慣了。同時,對於浙派篆刻研究而言也無異於畫地為牢。寒齋所藏《鴛湖四山印集》中的四位篆刻家就是一個例子。

沙孟海先生《沙村印話》提到了“浙派亦獨指西泠諸子”,似乎“浙派”非杭人莫屬。“頑伯之不宜隸徽宗,猶撝叔之不宜隸浙宗。誠以地域分派,則讓之聖俞亦將為文家支流耶?”沙翁態度是很明確的,就是單獨以地域來劃分流派顯然有失公允。

浙派從丁蔣而來,絕非後世所認為的“鶴膝燕尾”者。魏錫曾指出“讓之生江北,未遍觀丁蔣作,執曼生次閑譜為浙派”,又說“習次閑者未見丁譜,自謂浙宗,且以皖為詬病,無怪皖人知有陳趙,而不知其他”。這樣的話,一方面會將浙派僅僅局限於陳曼生、趙次閑的風格,另一方面也極易將浙派篆刻僅僅限於杭人作品。這種看法是對浙派的誤讀甚至曲解。

浙派篆法直接漢印,對後世篆刻家影響深遠。一些之後成為一代宗師的篆刻大師,早年多從浙派入門,並不同程度地受到浙派篆刻的影響。白石老人更有“印見丁黃始入門”的論斷,其中丁敬與黃易都是浙派主要的代表。

錢氏治印汲取浙派章法

從錢氏“白圭三複”印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學習浙派之風格。浙派篆刻的方正整飭的篆法是其主要風格之一,這是源於對於漢印的理解。“白圭”二字上下排列,其中八根橫線較為整齊的排列,同時,篆刻中章法的“挪移”也是其產生藝術效果的主要手段之一。印中將“白圭”二字右移,使得這二字更加緊湊,同時將“三複”二字橫向延伸,猶如隸書之章法,增強了章法的變化,使作品生趣盎然。切刀的運用使得線條有錐劃沙的效果,如書法之中鋒,同時出現的波磔感使點畫具有隸意,也使作品呈現出渾厚與蒼茫的質感。邊款文字雖為小楷,讀來卻不失行氣,足見作者之書法造詣。

奚岡的“壽君”白文印邊款中提到“仿漢印當以嚴整中出其譎宕,以純樸處追其茂古。方稱合作”,也就是在整飭的篆法中安排變化,使得印章平中見奇,同時通過純樸的線條來追求古意。他在“金石癖”白文印邊款中也不忘提到書法之於篆刻之意義,“作漢印,宜筆往而圓,神存而方。當以李翕張遷等碑參之”。浙派篆刻布篆之特點,以及文字中的隸意由此可見。讀錢氏所刻“白圭三複”如面鐵生,深得上述二語之三昧。

“白圭三複”語出《論語· 先進》,“南容三複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詩經· 大雅· 抑篇》:“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意思是白圭的污點還可以磨得掉;我們言語中的污點,就沒辦法去掉了。南容把這句話讀了又讀,說明他是個謹慎的人,所以能夠“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唐代詩人駱賓王有詩:“一諾黃金信,三複白圭心。”類似這樣的閑章正是明清文人篆刻的一大特點。

我們從出版過的印譜資料中沒有找到奚岡的“白圭三複”印,惜乎,惜乎。但能從與其相去不遠的錢善揚作品中見到“同蒙老法”的作品,亦有得之東隅之幸。

此印作於1807年,那年奚岡下世已五年,也是錢善揚生命的最後一年,錢氏享年四十三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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