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白石老人论印语时，有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白石老人所说的“不蠢”“胆敢独造”，其实就是近来大家常说的“维新”。推崇秦汉印实为称颂其“胆敢独造”，这也正是其篆刻思想的精要所在，更是一种审美追求。
尊古之于我，则是源于对古玺秦汉印的临习。夜深人静时读印谱，是我多年的习惯。白天看不到的精彩之处纷纷飞入眼中，在这里，可以找到牵动我心灵深处的共鸣。在惊叹古人大智慧、高超技艺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同时，我更想通过对古典的研习，把那不可名状、瞬间即逝的美感、古意，秉承、汲取下来，理解、融汇。
“印宗秦汉”印学观点的确立，使篆刻艺术的美学标准更加明晰。前人关于秦汉印的精要也有总结，吴先声在《敦好堂论印》中曾说：“古人作印，不求工致，自然成文，疏密巧拙，大段都可观览。今人自作聪明，私意配搭，补缀增减，屈曲盘旋，尽失汉人真朴之意。”明清印学先贤对篆刻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铺垫了以秦汉印为传统的篆刻艺术之路，对今天的篆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着上承秦汉玺印、下启流派印章的枢纽作用。尤其是近30年，伴随着印学艺术思想的不断发展，篆刻家已难以满足既有的创作模式，开始把目光转向更广阔的领域，以期不断寻求突破。在当今印人们的眼里，先秦古玺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和开放性、丰富多变的结构章法、纵横捭阖的空间关系，给人们以新的视觉体验，更为适合现代艺术审美。
古玺奇肆的文字结构，千变万化的空间布局，苍郁劲挺、自然浑成的线条所表现出的远古气象契合着今人的审美，为注重个性、注重表现的当今篆刻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源泉。其实，世人对先秦古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从元代起，印坛就有“印宗秦汉”的观念，但是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世人到清代才对古玺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到晚清还没有哪一家是从研习古玺风格中脱出的。印坛对汉印风格创作的开掘已经比较深入，但是对于古玺风格的开掘还相当薄弱，这也给后人留下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古文字学的发展及大量新的金石资料的出土，也为古玺风格篆刻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资源。
从艺方向的明确、审美观的建立、辩证的思维方法以及对传统价值的判别，是形成自我风格的前提与关键。在篆刻创作中，近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古玺印风创作与研究。继续秉承古玺固有的特点，参以浑厚、华滋、雍容、苍润，使印作更贴近自然的远古气象是我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我崇尚古典，始终坚持把回归、深化、活用古典作为创作的核心，注重对内在意蕴的发掘和表现。“印虽小技，须是静坐读书。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明·沈野《印谈》)以读书来加强自身的艺术修养，着意于将古典作为主体诠释的原创性，注重心境的融入和自然流露。凝注精神于字里行间，自然首尾贯注，古人那种“心无尘翳，指有余闲”的状态令人神往，“印由书出”“印外求印”是我篆刻创作探索主线。明代程远《印旨》称：“笔有意，善用意者，驰骋合度;刀有锋，善用锋者，裁顿为法。”这句话阐明了刀法与笔意之间的关系，书法的学习、刀笔关系的转换也是我一直非常注重的。先秦金文、砖瓦、陶文、楚简、帛书及行草书都是我学习取法的源泉，成为了日课练习的内容。而把这些融会贯通后才能做到入印文字繁简得宜，整齐错落，融汇己意，合若一家眷属。而于章法，当长短错综、参伍取便，疏密、轻重、增损、屈伸、挪让、承应、巧拙、宜忌、变化、盘错、离合，摆问题、立矛盾，而后一一解决调和，顺自然之势，得天然之妙，大印取小印之精巧、小印得大印之气势，落墨之前已有成竹于胸中。
明周应愿在《印说》里是这样总结印章艺术的创作规律的：“篆之害三：闻见不博，学无渊源，一害也;偏旁点画，凑合成字，二害也;经营位置，疏密不匀，三害也。刀之害六：心手相乖，有形无意，一害也;转运紧苦，天趣不流，二害也;因便就简，颠倒苟完，三害也;锋力全无，专求工致，四害也;意骨虽具，终未脱俗，五害也;或作或辍，成自两截，六害也”，“除此九害，然后可通于印”。这其间包含了学养、书法、刀法、字法、章法、格调等诸种艺术因素，并将古代文人诗、书、画美学观中的写意论引进了印论。这对我们不无启发意义吧?
在长期临古学古的过程中，回头看看自己的作品已非当年的追求酷似逼肖，渐渐有了自家模样。再回味一下白石老人的话，我距离“胆敢独造”还有多远?好像我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尊古维新”。
(陈靖，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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