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业师徐无闻先生，是学者，是诗人，是书画篆刻的全能艺术家。多重身份的集合，使我们对其篆刻的解读困难重重。何况，先生虽名无闻实已名播海内外，对先生艺术的研究早已不乏其人。如篆刻，印林大家刘江先生、韩天衡先生等早有论述，其评骘中肯，赞誉允当，后之论者实难超越；更何况，我虽受业于先生，浸淫书法篆刻亦逾四十年，然迄今为止，仍难望先生项背。好在数读先生的题印诗，似乎找到了一条进入先生篆刻艺术世界的路径。试读先生的《辛未岁自题印稿》：
莫谓雕虫技，唯凭石与刀。植根在篆籀，润泽赖诗骚。
立意不徇俗，风规自可高。白头争寸进，休负此生劳。
值此印坛人心浮躁、徒慕虚名、夸奇矜能、恶道纷呈之颓势，先生此诗，难道不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吗？“植根在篆籀，润泽赖诗骚”，这是一代印学大师积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实践所作的精明总结；“虚名误学子，炫世徒皮毛”何尝不是对后学的谆谆告诫？“立意不徇俗，风规自可高”，“不徇俗”看似容易，成就艰辛，这是艺术家毕一生功力所追求的境界啊，也是先生律己诲人的圭臬。先生课徒，先授“六书”，继教写篆，再指导摹刻先秦古玺及秦汉印，对明清诸子，多能作辩证分析，剖判得失，尤具慧眼。如今，先生的一些弟子在印坛渐露头角，其印风的明丽、精雅、清新已为印坛所共识。对于继承与创新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先生曾续东坡名言：“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坡公此语真三昧，不创新时自创新。”先生尝以孙过庭“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八字箴言作为书法研究生入学考试题，并时常以自己的学书历程和历代书家的成功经验教导学生。这些论断，没有高深的理论阐释，而道理已很明白了。自以为由此切入，大抵可以探寻先生篆刻艺术的奇珍丽珠。
知人论世，是历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也是中国艺术接受、艺术批评的传统方法之一。故而，论先生之篆刻，必知先生之家世与师承。先生籍成都—一座文脉渊深的历史名城，文场艺苑，名家辈出。先生父亲鸿冥翁，擅书法，工篆刻，精鉴赏，富收藏。先生幼承庭训，在鸿冥翁的指授下，打下纯正、扎实的书法篆刻基础。先生不仅聪慧，而且勤于用功，是一位学霸级的人物，当年即以榜上第一名录入成华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更幸运的是，在大学期间，先生更深入地向易均室先生学习。易均室先生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文化人。
易均室先生（1886-1969）,名忠箓，字均室，号稆园，湖北潜江人。光绪末，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了同盟会。武昌首义，在潜江回应独立。民国初，为湖北省议会议员，讨袁运动中，为护国军某部秘书。曾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执教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后退居乡里，闭门读书著述。均室先生54岁时因避寇难，流落渝州。抗战胜利后至成都，因归乡路资无着，遂客居成都二十余载，直至逝世。均室先生先后执教于西北大学、成华大学和四川大学，在文字学、金石学、考古学、书法篆刻、诗词戏曲等方面皆有精深造诣，著述颇丰，惜大多毁于“文革”劫难。于篆刻，虽然他自己不刻印，但实为印家之伯乐。据徐先生回忆，五六十年间海内名家为易先生奏技者或有联系凡四五十人，如赵叔孺、徐星洲、吴石潜、王福庵、唐醉石、易大厂、李鉥斋、邓尔雅、徐松安、周菊吾、沙孟海、方介堪、蒋峻斋等。“他曾将朋友们为他治印三百余方，先后辑拓为《均室鉨印》《稆园印鲭》分赠同好，对近世篆刻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黄少牧在编辑其父黄牧甫先生印存时，亦曾与先生商榷。先生平生辑拓的印谱有《古印甄》《文何印萃》《鹄几印摭》《铁书过眼录》《明清名印集拓》《锦里篆刻精存》等。”[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孟海先生才在他的《沙村印话》中说—“世间不可无易均室”。徐先生提及的上述易均室先生辑拓的多种印谱中，多有出自其手者。徐先生曾为易均室先生治印数方，每方印都得到易先生的细心指教，有的印甚至重刻数次，徐先生因此受益良多。唐醉石先生曾为易均室先生治“沧浪一舸”印，越十八年，易均室先生嘱徐先生补款《碧山·南浦词》于其上，可见其对徐先生的欣赏。去岁秋冬，我与徐立师兄释读易均室先生与友人书。在多封书信中，易均室都提及先生，那种对先生的激赏之意、得英才而教之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易均室先生门下，徐先生的印学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更重要的是，徐先生有机会直接面对当时一流篆刻家的作品，并从中获取艺术营养。
因为易均室先生之介绍与推荐，先生于1963年开始与方介堪先生通信请教篆刻。可以说，徐先生篆刻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和个人风格的形成，都是与方介堪先生的教益和影响分不开的。20世纪60年代，方介堪先生将其自选印谱交先生，嘱先生在适当的时候出版，因当时的政治气候之不宜和后来先生教学科研的忙碌，更由于先生离世匆匆，此事就搁置下来了。幸得师兄徐立的发现和整理，《方介堪自选印谱》终于在沉睡40年后，由中华书局出版。方介堪先生和先生的遗愿得以实现，幸甚至哉！
此外，近在成都的篆刻名手周菊吾先生等，更使先生有机会亲聆教诲。
诚然，良好的家世背景和师承是徐先生篆刻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终究还得归于徐先生对篆刻艺术数十年的孜孜以求，即先生所谓“积年劳”也。
徐先生对篆刻艺术的毕生求索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对此，韩天衡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
他的印是从秦汉与近今名家这两端并行不悖地入手的。这是智者的抉择。单学高古，去今太远，近于僻；单学时尚，为人熟晓，近于俗。所以他的印艺，取高古时尚两极，不薄前贤，不忘己我，从而铸就了他的印风。说多彩，是他的许多印作都浓郁味正地传递着这两极诸多优秀风貌的美感。而从本质上去考察，在多彩的底层，明确展示的是无闻兄特有的不张扬、不造作、不取宠悦人的那份方正、清高、淡雅和率真。多彩而不撩人以质胜，是很耐看的逸品。
稍微具体地说，先生对中国3000年印学史，每一种印章性质和样式都做过精深的学理性研究，从战国古玺、秦印，汉之满白、玉印、将军印、鸟虫篆印、多字朱文吉语印、殉葬印等，直至魏晋以降的官私印等，先生都做过长期的摹刻与摹写；同时对篆刻自觉时代的明清流派印也在仔细甄别、认真勘察后有过取舍与借鉴。可以说，在先生的篆刻作品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每一个历史时段的几乎每一种印章形制和样式。正是在对“古”的全面取法中，形成了先生篆刻艺术多样化的特色。不过，若仅止于此，则不足以铸就先生篆刻艺术的高度与精度，盖因先生学古而不泥古，古代形制和样式正是先生篆刻的外衣，即每件作品经过先生学养的润泽与匠心的烛照，乍看是古时装，细审则是“无闻样”。多样化或许并不难，难的是多样化的面目统一于整体的风格，这就是自然、醇正、高雅、清丽。正如鲁公之书，一碑有一碑之面貌，而且有时会相差甚远，但都统一于他的雄浑磅礴、元气淋漓，似有一股浩然之气充盈其间。这气，既是鲁公作为忠臣烈士的大节不夺之气，也是盛唐时代浓烈壮大、雄健激越的时代气象、时代精神的感性显现。观先生之印，可知先生之人，可见先生之才、胆、识、力也。
若从篆刻艺术的形式要素方面来勘察，先生的篆刻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曰字法。篆刻的文字载体是古文字（亦偶有今文字如隶书、楷书等），这就注定了篆刻艺术只能是一种“戴镣铐的舞蹈”。先生是文字学家，曾手勘《说文》七遍；应役《汉语大字典》，主持字形组工作；出版有《甲金篆隶大字典》《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等。以文字学家而为篆刻，则在用字时格外严谨。先生篆刻的用字囊括了所有的古文字，从甲骨文、金文、战国古玺文字、石鼓文、秦小篆、汉篆等，所有的字务求准确，字字有来历、有出处。如《前身相马九方皋》印，其款识云：“皋字见《说文》，或谓拟古玺不当杂以小篆，但商鞅量、秦北虎符已作小篆，皆战国物也。”可见先生乃有所本也。先生曾撰《小篆为战国文字说》，言而有据，证据确凿，故而其结论有理而可服人。另一方面，古文字在篆刻作品中的呈现，先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在字形准确基础上的合理变化。而且，先生能敏锐地发现和利用最新考古发掘中的古文字，如1977年出土的《中山王 器铭文》，先生不仅将这种别具一格的战国文字点染成高标独蹈的书坛一绝，而且将之引入篆刻园地。先生略貌取神，取其趣味、意旨和审美要素等来丰富自己的篆刻意蕴。
二曰章法。方寸之间而气象万千，这是人们对篆刻艺术特点的描述。篆刻比书法难，已自不待言。先生对篆刻的布局，几乎每一方印都经过反复推敲，力求安详、妥帖、团结、和谐。先生曾说：
篆刻要取得成功，我认为关键在于篆。印，不论大小、繁简，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写稿，即画若干不同字体和章法的稿子，然后在其中选择。一经选定，刻起来就比较顺利了。这与书法有一些区别。……那种不写而刻，或写得很随便的，只能在字数少，又不很难，技法也熟练的情形下，可能出现好的作品。
先生以他龙年所刻，取自《易经》的“云从龙”加以说明：
我把这方印设计成龟甲的一个残片，字的形体和三个字的章法都学的是甲骨文，刀法也是类比甲骨文的单刀，部分地方复刀修饰。在安排上，我突出了‘龙’，印的左边刻上了‘风从虎’的‘风从’二字的残画。就章法来说，与右边的‘云从’二字相对应。就文义来说，更有余味。刻成后，用黑印泥钤盖，取得了拓片的效果。不过这种刻法，不是篆刻的常规，只能在题材适当时偶一为之。
由此可见先生匠心之独运，特别注重题材（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再举几例。1.“行云流水”印。此印似法汉“巨蔡千万”“日利千万”之类。先生的创造在于以椭圆形制随机生发，印文略有殳书意，而绸缪婉转，意境深邃，与文意契合。如岭上白云之飘逸，似山间流水之逶迤。全印不留印边，避免了与印文的不协调，使四字一团和气。2.“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印。印文摘自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此诗被闻一多先生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有人甚至谓“以孤篇压倒全唐”。此二句为该诗的诗眼，反映着诗人对宇宙奥妙的探索和人生哲理的思考，有类屈原之“天问”。印文繁多，先生以小篆略加鸟虫篆意，各自繁简自裁，大小参伍；因印为圆形，将有些字自然错落，如“江”“畔”“何”“照”等，将有些字的笔画略作延展，如“月”“人”等。如此则使全印字字安详，各得其所，既绵密紧凑，又舒展婀娜。圆形则令人想起日月流转，人生轮回，弥漫着浓郁而隽永的诗意。3.“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印。看似平淡无奇，细审则可见先生命意深远。十二字均匀分布，四列三行，中行“不”“泉”“不”“木”四字形近，较之上下两行，笔画尤简。在整体上形成上繁中简下繁的节奏感和秩序美，可谓“得自然之妙有”。4.“杜邻”印。二字皆左右结构，若呈左右分布，则会在拉伸中使繁简难以调和。先生做上下排列，将左右分布之纵向均等的四部分，改为繁简自如的不均等的上下左右板块，各部分皆安顿得当。
三曰刀法。邓散木先生云：
前人之论刀法者，有正入刀、单入刀、双入刀、复刀、反刀、飞刀、挫刀、轻刀、伏刀、覆刀、切刀、舞刀、涩刀、迟刀等十四说，又有留刀、补刀、复刀、冲刀、平刀五法，大半谰语欺人，不足置信，学者执而泥之，必入歧途。
诚哉斯言！观先生之刀法，实在没有如此多的名目，无外乎冲、切二法，冲切结合，而以短切为主，刻出来的线条干净、清爽、完整。直线峻挺劲健，曲线流转多姿，而且不同形制的印，其审美趣味有所不同，以服从于形式与题材的完美结合。先生在论及方介堪先生篆刻艺术时说：
方先生的篆刻，除偶然仿封泥印外，绝大多数的印都是笔画明晰而不含糊黏连，印面完整而不残缺破烂，他不仅不敲缺印边，而且常连印角也不修圆，任它刓角崭齐。这犹如唱戏不要花腔，一板一眼，吐字清楚明亮。这也是方先生艺术上诚实不欺的表现。
以此来评价先生的篆刻和观照先生的刀法也是十分恰当的，因为，与方先生一样，徐先生在艺术上也是“诚实不欺”的。
四曰款识。先生篆刻的款识是特别值得一说的。其一，先生的印款，囊括了篆书（甲骨、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这一方面得力于先生之诸体皆能、诸体皆精的书法造诣，另一方面则是先生在印款书体的选择上，往往与印文相匹配，互为生发，相得益彰。而无论使用何种书体，先生皆能使刀如笔，通过刀法来体现笔法，在笔意中复存刀意。其二，先生还在印款中适当加入图画，如“老子其犹龙耶”之款识中有孔子见老子之画，有类汉画像砖，古意盎然；“无闻写竹”则用刀“画”了一幅竹子图，风流萧散。其三，先生的款识无闻（无疑？）能展示其审美理想、艺术趣味和学识等，如“李格非”印款云：“于铄李老，德业允臧。宽和谦谨，贞雅以方。精研故训，学绍章黄。编大字典，擘画周详。川鄂齐力，群彦扬长。传稽四部，不失豪芒。泽流后世，令名遐彰。我得斯役，亦被荣光。命刊斯石，藉颂寿康。岁在丁卯七月徐永年并铭。”一首四言诗，纪事述怀，恭温尔雅。
启功先生尝谓先生：“治印则远绍吾子行，近迈王福庵，其学识有所不同也。”堪为定评。
流年又逢庚子。20世纪的中国，可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在一个充满苦难的时代，中国传统艺术之花仍在不屈地绽放。当我们致敬那一代艺术家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一点点走进他们的艺术世界，并从中获取“正能量”，以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作品，肩负起中国传统艺术薪火传承和文化自信、文化自新的使命。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大学书法》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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