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肖形印之断代与分期
1、断代。首先，肖形印断代之方法。以往谱录关于肖形印之断代，过多地考虑了其自身内容，而忽略了另一个看似寻常却至关重要的断代依据，即“类型学”依据。当然，其自身内容为断代提供直接依据是无可厚非的，如某一时期社会风尚、审美情趣、思想意识等因素。但是，若能同时按“类型学”去类比肖形印，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加准确、接近事实。
其次，肖形印断代之意义。在寻求多重证据考证历史的框架下，肖形印的断代直接关系历史、美术、社科等多个学科的征引借鉴。如在同时期青铜器、玉器、石刻、绢帛等载体上不能找到的题材，肖形印无疑可作为很好的补充。
肖形印断代之于《山海经》的意义。古今学者多有认为《山海经》是“荒诞不经”的，如司马迁、鲁迅等。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帝夋”“禺彊”肖形印，审其钮式，铸造方法，至少是在战国时期。“帝夋”“禺彊”均出自《山海经》，“帝夋”原型即三皇五帝中之“帝喾”。由此正可作为学界对其成书年代以及所记内容真实性论证之旁证，其价值和意义可见一斑。
2、分期。从先秦至汉代，肖形印的各时期均可按其自身内容并辅之“类型学”标准加以排比、梳理。比如西周时期，可参照同时期青铜器、玉器等纹饰对肖形印进行分期。战国时期，有一类文字加肖形者，通过文字国别可辨别肖形印之分属。秦代，亦复如是。汉代，据其钮式、穿带印文字以及典型的汉代吉语加肖形者，也是能很容易做到简单分期的。
五、肖形印之制作
目前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玺印是传出河南安阳殷墟的“安阳三玺”，均为青铜铸造。肖形印之起源或当早于此三玺，但至今未见到实物。在其之后的玺印遗存里，制作方法不外乎两类，即一为铸造类；二为刻制类。
1、铸造类，即使用范铸，而不是翻砂与失蜡法。关于铸造方法，大家熟知的曾侯乙尊盘，被以往学界大多数人视为是“失蜡法”铸造的典型。叶其峰先生在《故宫博物院藏肖形印选》述略中所言：“……其制作法有二：翻砂法。……；失蜡法。……。”随着近年研究的不断深入，周卫荣先生首先对曾侯乙尊盘的铸造方法提出质疑，后经董亚巍先生分析研究指出，曾侯乙尊盘是通过“约分型铸出数千个单独散件后再焊接组装”而成的。董先生等是在对上至先商下讫晋唐的铸铜法进行了大量实验后得出结论的，“中国的‘砂型法’铸造约始于公元五世纪，‘失蜡法’可能始于三国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2、刻制类，即在铸好的印胚上镌刻内容。众所周知，铁器的使用应在战国晚期，在此之前，在铜上进行作业是有相当制约的。但又不能绝对否定战国晚期以前在铜质物品上进行镌刻作业的事实。如名噪一时的上海博物馆藏西周晚期“晋侯苏钟”即是典型的案例，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历史时期的官私玺印400余方。此类肖形印遗存大部分为汉代，而其产生当在秦时或更早。经笔者目验，战国肖形印有个别是铸好之后用刀修整的，类似现象还出现在与之同时期的战国文字玺印中。
六、肖形印之辨伪
相对于同期文字玺印来说，以近年新公布的带有彩色图片的资料来看，肖形印伪作数量极少。究其原因，或许有二。其一，肖形印绝大部分为整体铸造，仅汉代一部分为刻制，有鉴于此，应给作伪者平添了不少难度。其二，基于对肖形印断代之不明晰、不准确性，在不能厘清具体所属年代的前提下，作伪者应该是缺乏勇气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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