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摹印家”称谓的由来
“印章”一词始于秦汉，具有印章之意的“摹印”南宋即见有使用，但是，“摹印家”一词明代才出现，始作俑者是学者、书印艺术家赵宧光，他在《寒山帚谈》中说到：
摹印阔边，特设此格是也。即摹印家多不解此，况书家乎！
此语至少透露两点信息，一是当时称印章为“摹印”已比较普遍；二是印人已经被称为“摹印家”。以此观之，“摹印家”称谓，源于印章被称为“摹印”，时间大约在“摹印”一词广泛使用的明代。
那么，印章又何以被称作“摹印”？
㈠、源于摹印篆的推广使用。明清后“摹印”（摹印篆）被印人视为入印的首选书体、标准书体。治印者言必称“摹印”，“摹印”也逐步衍变成印章的称谓。与以“金石”指谓“篆刻”颇类。
“摹印”为秦书八体之一，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
自尔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五曰摹印……
段玉裁注：“即新莽之缪篆也。”另据元末脱脱主持监修的《宋史 舆服志六》中记载：
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摹印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
元吾丘衍也说：“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⑴元、明时期，吾丘衍、赵孟頫等祭起复古大旗，崇古之风日盛，摹印（缪篆）遂被推为印章的标准使用字体，被印人视为典范。明何震《续学古编》讲：“摹印之书篆隶相融，损益挪让，正直平方……”明甘旸《印章集说》明确指出：
摹印篆，汉八书之一……汉印之妙，皆本乎此。
将摹印篆的作用提到了决定汉印艺术性的高度。而其它字体、印风则皆目为野狐禅。甘旸在《印章集说》中又说：
唐之印章，因六朝作朱文，日流于讹谬，多屈曲盘旋，皆悖六义，毫无古法。印章至此，邪谬甚矣。宋承唐制，文愈支离，不宗古法，多尚纤巧，更其制度，或方或圆，其文用斋堂馆阁等字，校之秦、汉，大相悖矣。胡元之变，冠履倒悬，六文八体尽失，印亦因之，绝无知者。至正间，有吾丘子行、赵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时尚朱文，宗玉箸，意在复古，故间有一二得者，第工巧是飭，虽有笔意，而古朴之妙，则犹未然。
直接把印章字体的混乱视为唐宋以来印学“衰败”的罪魁祸首！当时，这种复古思想和以摹印篆为标准的理念被印人普遍接受，皆以此为圭臬，竞相标榜。舆论导向所致，许多印学理论和印谱等都向这个主题靠拢，如，明甘旸《印章集说》、清程名世《印商》序、潘茂弘《印章法》等对此多有论及，而清朱公放则直接将印集取名为《摹印篆印谱》，何世基印谱名为《篆摹印谱》以示正统。
㈡、作为规度和雕刻印章之意，以摹印指谓篆刻。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段玉裁注：
摹，规也，规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
后来，这种带有操作行为的“摹印”渐渐被用来指谓篆刻。南宋陈槱《负暄野录》的《近世诸体书》一节中说：
余尝评近世众体书法，小篆则有徐叔明及华亭曾大中、常熟曾耆年。然徐颇好为复古篆体，细腰长脚。二曾字则圜而匀，稍有古意。大中尤喜为摹印，甚得秦汉章玺气象。
明清以来，以“摹印”指谓篆刻广为使用，如：
赵宧光《寒山帚谈》说：
摹印阔边，特设此格是也。即摹印家多不解此，况书家乎！
清《东皋印人传》也载吴思翁云：
自汉以后无印，先生（程邃）一出可以继汉摹印之学矣。⑵
清史震林《西清散记》曾生动地描述刻印的过程：
玉函之摹印也，动刀迅忽，周折凹凸，不败丝发。
清胡唐《古蜗篆居印述序》认为：
摹印一艺，固文人余事。
清释续行擅长书画、篆刻，曾自云：
吾之于摹印也，未尝规规焉摹拟，分寸为之，得于心形于手，因以寄吾兴而已。⑶
清末金石收藏家陈介祺《苏氏纂集古印谱》跋：
受之先生精于刻石，又长摹印。
显然“摹印”在这里均是篆刻之意。此称谓晚清仍然沿用，吴昌硕“道在瓦甓”印款也称自己的篆刻为“摹印”：
旧藏汉晋砖甚多，性所好也。爰取庄子语摹印。
清末郑文焯跋《印商》云：
新安程子通所刻《印商》一册，世颇罕见，当于穆倩同时，足征有明新安摹印者盛极一时。
“摹印”一词民国时期也还常见，如黄士陵“臣埴私印”刻款：
东原秀才粗解摹印而议论甚精，往往中陵病。
印人赵石《印谱自记》说：
摹印之道，于金石文字篆法中求之则易就。
马公愚《千石楼印识》序：
夫摹印世所目小道也，款识又摹印之余也。
另外，清高积厚有《我娱斋摹印》二册，名为摹印，实则辑录的是自己历年的创作。画家傅抱石1926年曾著《摹印学》凡七章：一、源流；二、印材；三、印式；四、篆法；五、章法；六、刀法；七、杂识，论述的显然是篆刻之学。而当代刘绍刚在《民国篆刻流派与名家》中则把“摹印”列为一派：“自明清以来，在吾丘衍之《印学三十五举》的影响下，印人均以“印宗秦印”相标榜，治印也几乎可以与“摹印”划上等号。”并列举近代摹印有成就者：马衡、王大炘、丁辅之、马公愚、丁佛言、姚华、周希丁、容庚、商承祚、罗福颐等。
㈢、“摹印”是明清篆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社会影响很大。在世人眼里“摹印”即“印章”，“印章”也即“摹印”。
当时的“摹印”有两种形式：
1、作为学习手段来临摹印章。包括临摹古印和临摹时人篆刻两部分，目的无非是为了取法和继承传统。元末吾、赵“复古”学说掀起的“摹印”高潮迅速蔓延宇内。明朱简《印经》说：
沈从先云：‘秦、汉印章传至于今，不啻钟、王法帖，何者？钟、王法帖，犹籍二人临石，非真手迹；至若印章，悉从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具在，真足袭藏者也。’
明李流芳也说：“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休友人竞相摹仿。”⑷程彦明有摹印《古今印则》印谱，四卷附《印旨》一卷。卷一摹玉印与官印，卷二摹私印，卷三、卷四即是摹明人文彭、何震等名人印。清周铭《赖古堂印谱》序更是断言：“学印者不宗秦汉，非俗则诬。”清吴先声《敦好堂论印》也说：
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学汉印者须得其精意所在，取其神，不必肖其貌，如周昉之写真，子昂之临帖。斯为善学古人者矣。
“摹印”成为治印者入门的基本功之一，如明赵宦光《金一甫印谱序》记述：“一甫尝手翻（摹）汉印，不下千钮。”而他自己摹刻仿刻古印则达2000余方。苏宣摹印有900余方，钱松也曾摹印2000多方等等；
2、摹印用来收藏或制作印谱。当时秦汉古印十分珍贵难得，一些喜好者退而求其次，出资请印人摹刻古印，欣赏收藏，或制作印谱，广为传播。元、明、清印谱中有许多是摹印为谱，如，元赵孟頫在《印史》序中云：
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假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
元杨遵《集古印谱》收摹印700余方；明程原搜集何震印拓5000余，让儿子程朴摹刻千余方成《忍草堂印选》，周亮工见后称赞：“予见摹主臣者数十家，而独推程孟长父子。”⑸临摹何震篆刻者就有数十家，足见其时盛况；明甘旸的《甘氏集古印正》收录其所摹秦汉印1700余方，令人叹为观止！许多名家也以摹印为乐，明潘云杰《集古印范》存印2600余方，即是：“购青田石，请苏（宣）杨（当时）二名家，手为摹勒。”其中，苏宣摹刻近900方。⑹明张学礼辑《考古正文印薮》从所藏7000余方印蜕中择3000方，倩吴丘隅、董玉溪、何震、等十余位名家历时20载摹刻成谱。明胡云权也曾将摹刻印辑为《印选》行世。从见诸记载的印谱存目看摹印印谱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明末达到极盛，有28部之多。据笔者粗略统计，仅明代十种印谱，藏印数有13637方之多，摹刻印、自刻印即有7400余方。当时还有许多治印者以摹印来解决生计。周亮工在《书江皜臣印谱前》中写道：“他日有余资，当倩石工（陶石工）一一临摹为一谱，以传其人。”即言摹印制谱之事，陶石工也因此获得衣食之资。陈介祺的族弟陈佩纲擅长篆刻，陈介祺曾将他摹刻的印章集为《古玺印文传》，寄给北京王懿荣等人代销，以助生活所需。
同时，摹印理论也推波助澜，明徐上达有《印法参同》四十二卷，其中第八卷为《摹古类》专述摹印之法，曰：
图形於影，未尽纤丽之容。故摹篆于篆文者，未若摹篆於款识者之为亲；摹印于印谱者，未若摹印于印者之为真。盖以印署谱，则涂有浓、淡、多、寡，手有轻、重、偏、正，纸有燥、润、虚、实，何能毫发毕露无爽，终须见其真印而熟识之。
明代尚有甘旸《印章集说》，朱简《印章要论》、《印经》，沈野《印谈》等，清代汪维堂有《摹印秘论》、陈澍有《摹印述》等专文研究摹印之道。近代则有西泠印社吴隐辑《遯盦印学丛书》四十一卷，收入《摹印秘论》《摹印述》《摹印传灯》等三卷。陈师曾有《槐堂摹印浅说》，黄宾虹也有《叙摹印》等等，皆为谈论篆刻之作。以摹印指谓篆刻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综上，基于印章被称为“摹印”，擅长“摹印”者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尊称为“摹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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