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摹印家”称谓的由来
“印章”一词始于秦汉,具有印章之意的“摹印”南宋即见有使用,但是,“摹印家”一词明代才出现,始作俑者是学者、书印艺术家赵宧光,他在《寒山帚谈》中说到:
摹印阔边,特设此格是也。即摹印家多不解此,况书家乎!
此语至少透露两点信息,一是当时称印章为“摹印”已比较普遍;二是印人已经被称为“摹印家”。以此观之,“摹印家”称谓,源于印章被称为“摹印”,时间大约在“摹印”一词广泛使用的明代。
那么,印章又何以被称作“摹印”?
㈠、源于摹印篆的推广使用。明清后“摹印”(摹印篆)被印人视为入印的首选书体、标准书体。治印者言必称“摹印”,“摹印”也逐步衍变成印章的称谓。与以“金石”指谓“篆刻”颇类。
“摹印”为秦书八体之一,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说:
自尔秦书有八体……四曰虫书,五曰摹印……
段玉裁注:“即新莽之缪篆也。”另据元末脱脱主持监修的《宋史 舆服志六》中记载:
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摹印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
元吾丘衍也说:“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⑴元、明时期,吾丘衍、赵孟頫等祭起复古大旗,崇古之风日盛,摹印(缪篆)遂被推为印章的标准使用字体,被印人视为典范。明何震《续学古编》讲:“摹印之书篆隶相融,损益挪让,正直平方……”明甘旸《印章集说》明确指出:
摹印篆,汉八书之一……汉印之妙,皆本乎此。
将摹印篆的作用提到了决定汉印艺术性的高度。而其它字体、印风则皆目为野狐禅。甘旸在《印章集说》中又说:
唐之印章,因六朝作朱文,日流于讹谬,多屈曲盘旋,皆悖六义,毫无古法。印章至此,邪谬甚矣。宋承唐制,文愈支离,不宗古法,多尚纤巧,更其制度,或方或圆,其文用斋堂馆阁等字,校之秦、汉,大相悖矣。胡元之变,冠履倒悬,六文八体尽失,印亦因之,绝无知者。至正间,有吾丘子行、赵文敏子昂正其款制,然时尚朱文,宗玉箸,意在复古,故间有一二得者,第工巧是飭,虽有笔意,而古朴之妙,则犹未然。
直接把印章字体的混乱视为唐宋以来印学“衰败”的罪魁祸首!当时,这种复古思想和以摹印篆为标准的理念被印人普遍接受,皆以此为圭臬,竞相标榜。舆论导向所致,许多印学理论和印谱等都向这个主题靠拢,如,明甘旸《印章集说》、清程名世《印商》序、潘茂弘《印章法》等对此多有论及,而清朱公放则直接将印集取名为《摹印篆印谱》,何世基印谱名为《篆摹印谱》以示正统。
㈡、作为规度和雕刻印章之意,以摹印指谓篆刻。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段玉裁注:
摹,规也,规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
后来,这种带有操作行为的“摹印”渐渐被用来指谓篆刻。南宋陈槱《负暄野录》的《近世诸体书》一节中说:
余尝评近世众体书法,小篆则有徐叔明及华亭曾大中、常熟曾耆年。然徐颇好为复古篆体,细腰长脚。二曾字则圜而匀,稍有古意。大中尤喜为摹印,甚得秦汉章玺气象。
明清以来,以“摹印”指谓篆刻广为使用,如:
赵宧光《寒山帚谈》说:
摹印阔边,特设此格是也。即摹印家多不解此,况书家乎!
清《东皋印人传》也载吴思翁云:
自汉以后无印,先生(程邃)一出可以继汉摹印之学矣。⑵
清史震林《西清散记》曾生动地描述刻印的过程:
玉函之摹印也,动刀迅忽,周折凹凸,不败丝发。
清胡唐《古蜗篆居印述序》认为:
摹印一艺,固文人余事。
清释续行擅长书画、篆刻,曾自云:
吾之于摹印也,未尝规规焉摹拟,分寸为之,得于心形于手,因以寄吾兴而已。⑶
清末金石收藏家陈介祺《苏氏纂集古印谱》跋:
受之先生精于刻石,又长摹印。
显然“摹印”在这里均是篆刻之意。此称谓晚清仍然沿用,吴昌硕“道在瓦甓”印款也称自己的篆刻为“摹印”:
旧藏汉晋砖甚多,性所好也。爰取庄子语摹印。
清末郑文焯跋《印商》云:
新安程子通所刻《印商》一册,世颇罕见,当于穆倩同时,足征有明新安摹印者盛极一时。
“摹印”一词民国时期也还常见,如黄士陵“臣埴私印”刻款:
东原秀才粗解摹印而议论甚精,往往中陵病。
印人赵石《印谱自记》说:
摹印之道,于金石文字篆法中求之则易就。
马公愚《千石楼印识》序:
夫摹印世所目小道也,款识又摹印之余也。
另外,清高积厚有《我娱斋摹印》二册,名为摹印,实则辑录的是自己历年的创作。画家傅抱石1926年曾著《摹印学》凡七章:一、源流;二、印材;三、印式;四、篆法;五、章法;六、刀法;七、杂识,论述的显然是篆刻之学。而当代刘绍刚在《民国篆刻流派与名家》中则把“摹印”列为一派:“自明清以来,在吾丘衍之《印学三十五举》的影响下,印人均以“印宗秦印”相标榜,治印也几乎可以与“摹印”划上等号。”并列举近代摹印有成就者:马衡、王大炘、丁辅之、马公愚、丁佛言、姚华、周希丁、容庚、商承祚、罗福颐等。
㈢、“摹印”是明清篆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社会影响很大。在世人眼里“摹印”即“印章”,“印章”也即“摹印”。
当时的“摹印”有两种形式:
1、作为学习手段来临摹印章。包括临摹古印和临摹时人篆刻两部分,目的无非是为了取法和继承传统。元末吾、赵“复古”学说掀起的“摹印”高潮迅速蔓延宇内。明朱简《印经》说:
沈从先云:‘秦、汉印章传至于今,不啻钟、王法帖,何者?钟、王法帖,犹籍二人临石,非真手迹;至若印章,悉从古人手出,刀法、章法、字法具在,真足袭藏者也。’
明李流芳也说:“余少年游戏此道,偕吾休友人竞相摹仿。”⑷程彦明有摹印《古今印则》印谱,四卷附《印旨》一卷。卷一摹玉印与官印,卷二摹私印,卷三、卷四即是摹明人文彭、何震等名人印。清周铭《赖古堂印谱》序更是断言:“学印者不宗秦汉,非俗则诬。”清吴先声《敦好堂论印》也说:
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学汉印者须得其精意所在,取其神,不必肖其貌,如周昉之写真,子昂之临帖。斯为善学古人者矣。
“摹印”成为治印者入门的基本功之一,如明赵宦光《金一甫印谱序》记述:“一甫尝手翻(摹)汉印,不下千钮。”而他自己摹刻仿刻古印则达2000余方。苏宣摹印有900余方,钱松也曾摹印2000多方等等;
2、摹印用来收藏或制作印谱。当时秦汉古印十分珍贵难得,一些喜好者退而求其次,出资请印人摹刻古印,欣赏收藏,或制作印谱,广为传播。元、明、清印谱中有许多是摹印为谱,如,元赵孟頫在《印史》序中云:
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假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
元杨遵《集古印谱》收摹印700余方;明程原搜集何震印拓5000余,让儿子程朴摹刻千余方成《忍草堂印选》,周亮工见后称赞:“予见摹主臣者数十家,而独推程孟长父子。”⑸临摹何震篆刻者就有数十家,足见其时盛况;明甘旸的《甘氏集古印正》收录其所摹秦汉印1700余方,令人叹为观止!许多名家也以摹印为乐,明潘云杰《集古印范》存印2600余方,即是:“购青田石,请苏(宣)杨(当时)二名家,手为摹勒。”其中,苏宣摹刻近900方。⑹明张学礼辑《考古正文印薮》从所藏7000余方印蜕中择3000方,倩吴丘隅、董玉溪、何震、等十余位名家历时20载摹刻成谱。明胡云权也曾将摹刻印辑为《印选》行世。从见诸记载的印谱存目看摹印印谱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明末达到极盛,有28部之多。据笔者粗略统计,仅明代十种印谱,藏印数有13637方之多,摹刻印、自刻印即有7400余方。当时还有许多治印者以摹印来解决生计。周亮工在《书江皜臣印谱前》中写道:“他日有余资,当倩石工(陶石工)一一临摹为一谱,以传其人。”即言摹印制谱之事,陶石工也因此获得衣食之资。陈介祺的族弟陈佩纲擅长篆刻,陈介祺曾将他摹刻的印章集为《古玺印文传》,寄给北京王懿荣等人代销,以助生活所需。
同时,摹印理论也推波助澜,明徐上达有《印法参同》四十二卷,其中第八卷为《摹古类》专述摹印之法,曰:
图形於影,未尽纤丽之容。故摹篆于篆文者,未若摹篆於款识者之为亲;摹印于印谱者,未若摹印于印者之为真。盖以印署谱,则涂有浓、淡、多、寡,手有轻、重、偏、正,纸有燥、润、虚、实,何能毫发毕露无爽,终须见其真印而熟识之。
明代尚有甘旸《印章集说》,朱简《印章要论》、《印经》,沈野《印谈》等,清代汪维堂有《摹印秘论》、陈澍有《摹印述》等专文研究摹印之道。近代则有西泠印社吴隐辑《遯盦印学丛书》四十一卷,收入《摹印秘论》《摹印述》《摹印传灯》等三卷。陈师曾有《槐堂摹印浅说》,黄宾虹也有《叙摹印》等等,皆为谈论篆刻之作。以摹印指谓篆刻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综上,基于印章被称为“摹印”,擅长“摹印”者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尊称为“摹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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